付小为：花名册不能替代遇难者名单

　　□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

　　云南彝良地震已经过去了三天，截至昨日统计数据，地震已造成81人死亡。日前，地震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宣布，不公布死亡人员名单及身份信息，适当时机只会发布各乡镇死亡人员统计情况。但会制作死亡人员花名册，有异议者可查询。

　　重大事故、致死事件或自然灾害后，公布死难者名单，举行全国悼念是国际普遍做法。近年来，国内在很多同类事态的处理方式上亦如是。国人渐渐熟悉，并认同作为人道表达方式的公布名单。突然宣布不公布死亡人员名单，自然成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能公布“9·7”地震的死亡人员名单？很多目光和猜测向这个问题集聚而来。有人开始怀疑死亡数据的真实性，有人将不公布与抚慰金发放作联系，也有人认为或许是学生死者过多不公布以避开身份比较。

　　面对如此重大天灾，从国家到地方各个层面的反应来看，彝良地震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不同环节的处理都是慎重而严肃的。这些本可以构筑起国家在灾难面前的坚固和值得信任的形象，攻破诸多没有来由的假想。然而，无法获悉的名单与毫无解释说明的不公布决定，让一些猜测虽不能被证实，却也不能被证伪。这无形中伤害了本应达成的信任。

　　替代名单公布方式的是制作死亡人员花名册，官方同时表示，有异议者可查询。就异议而言，它基于发现问题，提出不同意见。问题是，如果名单不公开，又怎么会发现问题要求查询？还是说，只要想查询就可以被视为“异议”？又或者说，花名册只是不同于通常的名单公开，其本质是特定范围的有条件公开？至少从目前信息来看，即使外界不排斥制作花名册，它也尚难自圆其说。

　　公布死亡人员名单，与不公布名单但制作花名册允许查询，站在官方角度，可能是一回事。虽然形式不同，但程度不一地提供给公众监督灾害信息的渠道，驱除不必要的猜测和谣言，树立透明开放的范式。这种理解更多地指向权力运行方式向现代国家转变的意义，忽视的则是两种做法在生命意义层面的区别。

　　遇难者名单，以及与他们相关的具体的年龄、性别、职业、遇难处等等信息，犹如他们的生命记号。仔细阅读，甚至可以想象勾勒出一个完整个体的生命概况。他们不再是冰冷数字下的笼统称唤，不再是浮于纸上的代号，而是真真实实存在过的生灵。公布名单，是一切生者向一切亡者的最后致敬，也是广泛社会意义的重申生命价值。

　　应当说，国内很多重大事件、事故上，遇难者名单已经基本得到公布。然而，诸如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上，名单公布依然因地、因情况而异。必须承认，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死难人数和发生地的情况极为复杂，身份确定也更为困难，不过，相对于每个生命的重量，找到他们、辨别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谁，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