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骏：打经济制裁牌须理性

　　原标题：打经济制裁牌须理性

　　陈友骏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学者

　　即使是经济制裁措施，也分为进口贸易限制、出口贸易限制、断绝贸易往来关系、取消或限制特定国家及地区的来华投资项目、限制或禁止特定国家及地区在华企业的投资利益的外流等不同手段与方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最终的经济制裁效果也会因所采取方式的不同而存在巨大的差距。

　　近期，中日关系因日本右翼势力挑起钓鱼岛领土争端而陷入了僵局。与此同时，伴随着政治关系的非正常化发展，中日两国间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交流也出现了或多或少的放缓与停滞，甚至极有可能重新回复至之前“政冷经热”非正常状态。

　　提起“政冷经热”，想必大家也并不陌生，远的不提，就在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之时，中日关系就曾因日本政府在历史及其他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而一度深陷“政冷经热”的非正常状态。换一个视角，应该说，二战后的中日关系发展历程中也多次有过“政冷经热”的反复，而且，日本政府也是擅用“政冷经热”的非对称牌，来调节中日关系发展进程的行家、老手。具体而言，日本政府通过不断调节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及地区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的合作紧密度，以有节奏地控制对华关系的进度与发展以及实现东亚地区的体系平衡，当然，最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保持日本在东亚地区内的主要核心国地位。

　　但是，时过境迁，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亚洲地区的多数国家均实现了快速且稳定的经济增长，并在经济总量上或者超越、或者缩小与日本之间的原有距离。随着经济实力的稳步增长，势必带动政治影响力的相应提升，因此，就会在经济和政治上对日本这样的传统地区强国构成一定的挑战。由此，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在钓鱼岛等领土问题上采取如此极端的挑衅，就是基于上述地区及国际环境深刻变革的现实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日本国民的传统优势心态逐渐恶化，再加上长年累月的经济低迷与社会萧条等各种负面因素的叠加，就造成长期隐藏于日本右翼势力内心深处的担忧与自卑急遽放大。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在传统的地区格局中扮演着相对强势的国家角色，因此，其在一定程度上就具备了调节地区格局及国家关系的主动权与控制力，这也为其柔性操作与周边国家“政冷经热”的非正常关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与余地。但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日本综合国力与经济实力的相对衰退，日本政府也在逐步丧失操作“政冷经热”的余地与空间，甚至在若干经济问题上，跌至了相对被动的无奈状态。日本对华的经济关系转变就是典型的案例，即，由原先的相对主动转变为今天的相对被动，这也决定了中日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不可能重新走上日本右翼势力所觊觎的那种“政冷经热”的非正常状态。而且，如果日本右翼势力仍一意孤行，继续做出有损于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极端错误举动，那么，实施必要的反制措施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回应，其中也不排除经济制裁的可能。

　　日本的野田政府应该对于当前日本的政治经济形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与准确的判断。全球性金融危机、“3·11”东部大地震以及其所引发的复合灾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的多重打击，已经将日本经济死死地拖入了衰退的边缘，若中国再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则日本经济的悲惨结局可想而知。也就是说，一旦上述“四重苦”共同作用，极有可能迫使日本彻底打消经济复苏的念头，甚至不得不接受严重衰退的残酷现实。

　　另一方面，应该说，在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问题上，中国政府仍握有足够的主动权。实际上，经济制裁并不是现阶段中国政府处理中日关系龃龉的唯一外交牌，换言之，可以打的牌还很多，外交斡旋仍有一定的余地，因此不必操之过急地动用“经济制裁”这张王牌。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主要经济体之间经济关联与互动的关系也在日渐深化，中日间的经济关联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点。因此，就经济制裁这一问题，是否应该理性地、深层次地考虑一下其所带来的实质性影响？或者更为具体地说，即使是经济制裁措施，也分为进口贸易限制、出口贸易限制、断绝贸易往来关系、取消或限制特定国家及地区的来华投资项目、限制或禁止特定国家及地区在华企业的投资利益的外流等不同手段与方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最终的经济制裁效果也会因所采取方式的不同而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最终采用哪张经济牌、如何具体操作等，都需要一定的考虑。

　　综上所述，钓鱼岛问题完全是日本右翼势力挑起的一场闹剧，不能无限度地发展下去。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必须对此问题做出足够的认识与冷静的判断，避免因小失大，酿成无法挽回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