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是社会自我净化的重要力量,是常态,“表叔”、“表哥”的接连出现说明,公众参与舆论监督的愿望已经越来越强烈,一些权力部门和官员应学会适应这一现实,不适应甚至敌视舆论监督才是反常。
□本报评论员 吴华伟
据媒体披露,因为报道福建交通厅厅长李德金手戴5万元雷达镶钻手表,腰挎15000元爱马仕腰带一事,云南都市时报几十万份报纸遭到跨省封存。尽管此事细节还有待披露,但是却让我们感到舆论监督依然遭遇不小的阻力。
人称“表叔厅长”的李德金不是首个因为“豪华装备”而被盯上的政府官员。10日,广州城管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被曝光其名下有21套房产,价值数千万元,被称为“房产政委”,当地纪委已证实网民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同一日,人称“表哥”的陕西省安监局前局长杨达才又被传有20多个银行的存折。在调查结论公布之前,我们还难以确定上述官员的财产是否都是违法所得,但公众和媒体对一些官员的主动监督体现了公众的反腐焦虑,表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网友爆料、主流媒体跟进、纪检机关介入调查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社会舆论监督公权力的重要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贪腐官员倒在了舆论高压之下。在公众、网络、媒体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我们整个社会舆论场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个舆论场能在短时间内聚集民意,形成高压态势,也更难以为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完全操纵。
面对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对于一些官员来说,心存侥幸心理,逃避、不回应甚至去打压民意或媒体,不仅难以解决问题,而且很可能会把自己逼向墙角,从而演变成更大的公共事件。在此次云南都市时报遭封存事件中,面对网友爆料、媒体报道,有关部门、涉事官员没有在第一时间内向公众作出解释、公开详细情况,这就引来了社会的更大关注度。而“表哥”杨达才一开始利用微博访谈说假话,企图蒙混公众过关;广州的“房产政委”虽然接受了采访,却对自己的财产问题支支吾吾,不做明确回答。这些例子表明,我们一些官员面对社会舆论监督,心态上有很大不适应甚至是抵触。
一些官员对舆论监督的抵触跟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在任职和提拔过程中,他们面对的主要是来自上级组织和内部的监督约束,来自外部的社会监督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官员难免会漠视来自外部的社会监督,甚至一些人迷信通过权力处置和打压让自己免于社会监督。长此以往,一些人失去了对社会舆论变化的敏感度,也难以适应网络时代社会舆论场的新变化。
对于社会主流媒体来说,舆论监督是重要的社会责任,在这个过程中遭受一些挫折也可以理解。越是面临困境,主流媒体越要坚守良知和职业道德,不捕风捉影,也不要编造假消息,让每一篇报道都能经受时间和现实的考验,通过对一个个个案的报道,一点一滴地推动社会进步。
媒体监督是社会自我净化的重要力量,是常态,“表叔”、“表哥”的接连出现说明,公众参与舆论监督的愿望已经越来越强烈,一些权力部门和官员应学会适应这一现实,对来自公众和媒体的批评,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回应,不适应甚至敌视舆论监督才是反常。
(原标题:“表叔表哥”们不应敌视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