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中：狂喜并惶恐

　　晨报记者 李建中

　　昨晚，北京时间19点差5分，我在网络上发了条微博说：好紧张，跟等待高考发榜一样。

　　那一刹那，相信我的记者同事们也很紧张，他们有的正监控着电视，有的在赶往北京莫言寓所的路上，有的订好了去山东的机票，有的和相熟的作家、学者约好时间，守候在电话机旁。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19点的到来。按照计划A，如果莫言当晚落选诺贝尔文学奖，就一切“警报解除”；而按照计划B，莫言一旦获奖，每个人都得马上开始行动。

　　19点刚过，喜讯传来。办公室内一片惊呼。那一刻，相信每个中国人，无论是我们，还是读者您，都应该是百感交集。

　　那一刻的心情，我想，我们和莫言先生一样：那就是“狂喜并惶恐”。

　　所谓狂喜，我想是自然。虽然，如最近两日晨报所报道的：在赔率榜上，莫言的赔率最低，但那终不过是一则博彩公司的预测；网上国人纷纷热议，也只因寄情太深。莫言是否能获奖，在官方宣布之前，相信没人敢说有把握。结果，忽如一夜春风来。看着荧屏上侃侃而谈的莫言，我们仿佛再一次目睹了中国太空人第一次踏进宇宙的场景，仿佛他正在冥冥中说着“我已出舱，感觉良好”。突然的喜讯面前，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会感到由衷的高兴：毕竟，莫言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凭借着中国文字、中国故事，一解国人郁结五内的 “诺奖情结”。

　　所谓惶恐。在莫言那里，是一位老作家的谦逊，而在我们看来，则应该是在狂喜过后应有的冷静。诺奖颁给莫言，是世界文坛对一位中国作家的一次肯定，但，我们不可以忘乎所以。

　　莫言声名鹊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一段时间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黄金期，无论是莫言，还是同时期的贾平凹、马原、苏童、余华、刘震云，这批当今中国小说的中坚力量，在那一次“井喷”过程中横空出世。用了短短十余年时间，实现了中国小说的大跃进：内容上，摆脱了传统视野的束缚，汲取着海外文学的养料；手法上，大胆探索着各种先锋文学的形式。其中，莫言尤以他色彩浓郁的文字而著称。他因“红高粱”系列，被誉为中国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一直很推崇莫言，我相信，打动他的也是莫言灵活糅合中西的天赋：他的故事始终笼罩着西式的诡谲意象，他的文字却如东方染坊，闪烁着五彩斑斓的乡土气息。

　　然而，我们在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时，也应看到，无论是莫言，还是那次“井喷”，都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在经历了动荡后的蹒跚起步，是孜孜不倦地和世界文学对话的开始。虽然马悦然曾经调侃瑞典学院是一群只会读欧洲语言的老头，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在诺贝尔文学奖这百多年的历史，并非与世隔绝。不管世俗变化，它始终恪守着文学和人文两大标准。而莫言之所以获奖，我们相信，打动评委的，也是贯穿莫言一生的对“人文精神”的努力探索：无论是《红高粱家族》中对原始激情的呼唤，又或者是 《酒国》中对阴暗人性的深刻解剖，《檀香刑》中对民间中国的严峻批判，乃至《蛙》中对历史现实的勇敢书写。这和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来的坚持，一脉相承。莫言的获奖，固然是对他本人的奖励，但也是对中国文学这数十年里探索进步的肯定，是对那些坚持呼唤“人文精神”的中国作家们的一次肯定。

　　莫言是一个久经历练的老作家。我们相信，他不会轻易被惑于荣誉，所以，在狂喜过后，他会“惶恐”。但，让我们惶恐的是，大家看不到“莫言得奖”的背后，同时也潜藏着一些让人忧虑的事实：在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井喷后，中国文坛正逐渐转入沉寂；对纯文学的热爱，在市场化的大潮中，也逐渐被“穿越”、“架空”；人文精神在普及的同时，呈现出空洞和浅薄化的趋势。如同芦苇在谈及第五代电影人时说：我没想到，我们辉煌的起点，最后竟然成为我们的终点。我们更惶恐的是，人们把“诺贝尔文学奖”变成一叶障目的金字招牌，忽略掉中国文学实力仍然微薄的现实，乃至忽略掉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事实存在的差距。

　　这一晚，我们恭喜莫言先生获奖，并为之兴高采烈的同时，也要记得将目光投注到历史：看看，诺贝尔对中国的这次期许，究竟只是一夜迷醉，还是从此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动力。

　　这一晚，我们和莫言先生一样，狂喜着，但不忘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