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社论：港中大落户深圳保持独立是关键

　　乘着深港一体化的东风，深圳与香港在高等教育上展开的深度交流与合作已经开始结出果实。10月11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开工仪式在深圳龙岗大运中心正式举行，而此前已有消息传出，最快将于明年开始招生。奠基仪式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朱小丹，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和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等官员的一齐出现，也折射出两地政府对于合作办学项目的高度重视与支持。

　　合作办校项目的促成当然有其内在的原因。对于深圳而言，城市本身的经济地位与文化教育地位差异极大，当地需要通过创办几所一流名校来增加城市的精神底蕴。当然，高水平大学所输出的大量人才对于城市发展的贡献，自是毋庸置疑。而对于香港而言，寸土寸金的现状限制了各个高校在空间上的发展，深圳方面豪爽给出3000亩办学用地，可谓正合其心意。而地理位置上的相邻优势，以及经济交流的全面深入，使得香港的大学落户深圳已成水到渠成之势。

　　深圳有深圳的打算，香港有香港的考量，两座城市、两所学校一拍即合，最终基于的是对于发展前景的期待，体现出来的可能是具体的利益与现实。而对于内地关心高等教育，乃至关心民族命运的公众而言，港中大落户深圳，承载着重塑中国大学精神的煌煌重任。而与之肩负同样重任的，还有这座城市里的另一所惹人瞩目的新兴高校——— 南方科技大学。只是与港中大(深圳校区)不同，南科大是由内地自身力量所推动，不存在外来引进高校现象；而与港中大相同的是，南科大也试图求索在中国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即独立自主、学术自由。

　　大学精神之于时下国人而言，与房车等物质相比，恐怕显得过于抽象。但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座城市而言，大学是聚集独立思想者的象牙塔，是滋养民族魂魄和精神遗产的场所。甚至于，如果要去追溯大学兴起的历程，便可轻易发现“未有国家，先有大学”的现象。当然，回到中国语境，国家的观念历来深植人心，现代大学的发轫和兴盛也是伴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路线进行。不过，这并不影响大学精神在中国的落地生根，20世纪上半叶曾出现一大批孕育了本土大学精神的高校，“五四”时期的北大、30年代的清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正是这些高水平的大学，向当时乃至后来的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

　　今天，我们虽不能将大学精神拔得超出现实的高度，但即使是功利地从利于城市、国家的角度看，恢复和重塑中国的大学精神也显得格外的迫切。而尤须指出的是，要想保证一所大学的创造性，就必须要保持她的独立性。基于此，港中大(深圳校区)所采用的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及在财政上保持独立，都有理由让我们相信，这一引入外来高校的办学模式，对于塑造中国大学精神将有着可期的图景。

　　与南科大所面临的问题类似，港中大落户深圳需要直面的第一问题便是如何去除内地高校盛行的“行政色彩”。这种“去行政化”的任务，可能不仅仅是要重新梳理学校内部的机构设置，还需要能够和政府的教育机构实现对接。即在大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学校的小体制需要能够有效与外界对接并且顺利运转。毫无疑问，以特区优势发家的深圳需要给这些高校特殊的待遇，拓宽制度上的空间是不可或缺的。

　　深港一体化的背景下，两地从经济到文化，再到教育的融合变得顺其自然，而与之前港大医院落户深圳不同的是，香港的大学落户深圳触碰的不仅仅是技术合作上的难题，而是涉及到了教育体制、观念上的碰撞。如何确保港中大所秉持的办学制度和理念大抵不变，将在根本上决定港中大落户深圳之举能否取得成功。而这一目标能否最终达成，或许未来几年就能出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