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肖畅

　　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不少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开始变紧。与此同时，“过头税”(过度征收税收)的现象却又出现，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加大企业征税力度，加大执法罚款力度，甚至，“乱收费”、“重复收费”等乱象重新抬头。

　　据报道，国税总局和财政部频繁表态：坚决不收“过头税”。频繁表态正说明，“过头税”不是新鲜事物，它也是频繁出现，且有泛滥趋势。推行依法行政这么多年，税收法定已成共识，税费改革也有较好成果，但税费问题究竟多大程度上真正进入了法律框架来解决？遏制“过头税”，为什么还在频繁表态？

　　新闻的一个细节值得玩味。杭州纺织服装信息商务中心的经营者透露：“财政局的一位领导来收‘过头税’时，对我说‘兄弟帮忙’”。以“帮忙”相称，以“兄弟”关系相讨，征税如同化缘，以个体行为展开，同时隐藏着要挟意味，地方征税手段之灵活、随意甚至霸道，可见一斑。这是地方征税灵活的生动写照，也是政府与企业关系、权力与市场关系的真实写照。

　　除了过度征税，更有过度的“非税收入”。以温州为例，当地市民明显感觉交通罚款多得“离谱”，“停在规定范围内的车子，哪怕轮子擦着边伸出一点点就被罚了几百块。”这就是说，收还是不收，收多少，地方政府大可以选择性操作，选择考虑因素就在于地方钱袋子有没有吃紧，决定因素则在于地方政府征收税费的自由裁量空间足够大。

　　“过头税”的板子也许不能全部打在地方政府身上，它有一套系统运作。现在国家强调稳增长，稳增长的理念层层下达，又似乎被片面理解成财政稳增收。增收怎样保持才算适度？我们的政府预算很难说是参照经济形势，它根据往年基数而设定增收指标，这是刚性的。人们说税收是经济的晴雨表，如此刚性的财政如何反映经济？

　　除此之外，还有政府层级之间的施压与自我施压，有各地政府平均财政增收率提供的参照系与潜在激励。确保完成财政任务，就此成为不断加码的压力测试，成为不甘落后的收入竞赛。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税费也许不会暴露太多的问题，一旦经济增速放缓，“过头税”的问题就出来了。

　　一面是税费征收呈现巨大的弹性，一面是财政稳增收呈现巨大的刚性。讲伤害，权力部门可能非法地来，也可能合法地来。评判权力行为，无非就是这两个维度，权力可以打通这两个维度，显示权力可以灵活到何种程度，能量可以大到何种程度。温家宝总理讲，“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某种程度上，说的正是税收。在惊心动魄的问题上，在经济形势趋紧的时刻，政府都能这样有办法、有“作为”，更显问题之严重。

　　“过头税”岂止是透支税费，它更是透支基于权力合法性所累积的公信。须知，透支终会有一个临界点，权力造成的影响，终会为权力自身所承担。

　　“过头税”的问题绝不可能仅靠主管部门的表态来解决。政府权力缺乏约束而向市场乃至其他领域深度挺进，这是根本性问题。“过头税”是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具体体现，也是重复体现，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逐一表态和敦促，不求根本性制约，问题只会变换着花样继续出现。

　　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