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罚“前三”应对中国式闯红灯？    

　　《法制日报》报道，从10月23日起，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行人闯红灯、不走人行横道、在路口内随意穿行、翻越中心隔离护栏等交通违法情形，将被依法处以50元以下罚款，对拒缴罚款者，交警将采取多种手段，百分之百进行深入教育。此次活动中，在大路口，对群体性闯红灯的，要处罚前三名；在小路口，对于闯红灯的行人，将全部处以50元以下罚款。

　　邓海建(媒体人)：石家庄的闯红灯新政一石千浪，公众的担心无非是执法成本和执法宽严的问题。更有网友戏谑道：既然群体闯红灯罚“前三”，那么，群体并排过马路咋办呢？也许这样的质疑有些吹毛求疵，但就各地的行人闯红灯罚款政策看，能坚持下来的，确实几乎是闻所未闻。当然，执行难不代表不应执行，中国式过马路严罚“前三”，确实很有必要：一者，道德问题固然不能与法律混淆，各有各的边界，但整饬普遍性道德缺失，更底线的法律显然不能袖手。眼下而言，起码中国式闯红灯不是道德所能纾解的症结，不然，何以到了香港等地，国人又都能自觉守矩？二者，任何善政，怕就怕认真和较真。闯红灯的固然数量不少，但如果能“擒贼先擒王”，以明确的罚则遏止嚣张势头，总比袖手旁观的强。从制度到习惯，总需要一个养成的过程，总不能因为这个过程是繁杂的、艰苦的，就放弃公共道德习惯的养成与教育。更重要的是，如果制度对中国式过马路摊手耸肩，则必然助长了这种破窗效应。有时，姿态比效果重要，态度比技术重要，或者说，形式总是为承载内容服务。如果规制道路交通秩序，只是一味加大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那再严苛精准的制度设计，也难逃偏颇的嫌疑。

　　禾刀(职员)：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只要闯了红灯就是违反了交通法规，这是基本事实。倘若只处罚前三名，这显然有悖“违法必究”原则。不错，行人群体性闯红灯的根子在于从众心理，更深层次则是因为当事人觉得自己只是众多违法者之一，法不责众，自己不太可能遭到处罚。现实执法中无法做到“违者必究”的短板困境，导致原本只是有些侥幸的心理，久而久之成长为具有适用“价值”的马路“哲学”。石家庄此举虽然从数量上大大压缩了处罚范围，降低了处罚难度，但在实际操作中，依然会面临对“前三名”难以认定的瓶颈。再者，对大路口行人的群体性闯红灯只罚前三名，而对小路口闯红灯的行人则一个不漏地全予处罚，仅在一座城市，法律便出现如此悬殊的泾渭之别。就算这样的差别化处罚措施确实得到落实，但这种选择性处罚，不可能真正提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严肃性。如果法律的尊严无法得到“质”的提升，那么一旦活动结束，行人群体性闯红灯现象很难说不会反复。

　　毫无疑问，行人群体性闯红灯现象确实与一个社会的法治文明建设格格不入，但遏制这一现象，显然不能寄望于一两次规模宏大的活动。归根结底，这是交通文明建设问题，而构建更加健康的交通文明，离不开科学和人性化的交通设施，同时还需站在“一盘棋”的更高角度，扎扎实实地推进。比如既严管行人交通违法问题，也严查无视交通规则的特权车、商家滥占通道等不文明现象，一步步夯实交通文明建设成果。倘若总有人可以因为权力、关系等逃避交通法规的问责，那交通文明建设又怎会不踯躅不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