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杨于泽

　　重阳节当天，合肥市老年公寓前后有四拨爱心人士前去献爱心，一些老人被反复梳头、洗脚，甚至有位老人一天被志愿者洗了7次脚，老人们纷纷表示负担太重。媒体予以猛烈批判，认为爱心人士“将自己的爱心强加于人”，是作秀，而且“形式主义害死人”。

　　强按老人梳头洗脚，说它是形式主义和作秀，肯定是对的。事实上，这种爱心不尊重人，已经走向了道德的反面，给予批判是必要的。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比如把道德作秀者与道德批判者作一个比较，前者固然不好，后者也未必做了多少好事。有些人固然不作秀，但也可能永远“说的比做的好听”。这样一想，事情就有些滑稽。

　　对于中国的道德现状，很多人强烈不满。近几年，南京彭宇案、广东小悦悦事件被很多人借题发挥，坐实了国人冷漠、不诚实、见死不救、恩将仇报的“道德滑坡”症状。但是“道德滑坡”至今，人们除了愤怒之外，就是道德批判与道德呼吁。而在持续的道德批判之下，我们的道德状况仍然不容乐观。

　　从中，我看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思维：满嘴仁义道德，渴望道德生活，但永远止于呼吁、谴责和说教。观念是集体的，践行是个人化的，讲不讲道德，道德讲到什么程度，完全是个人的事。在我们的道德想象中，讲道德的人应该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他应该暗自发下愿心，自己找上门去大做好事。这是一种道德的空想主义，产生于空想，破灭于空想。

　　说它是道德的空想主义，是因为它仅有美好的道德愿望，却没有行动路径和制度安排。道德空想主义忽略了一点：人是社会动物，需要组织。道德基于个体的自由意志，但也是社会的产物。宗教向来是一种构建集体道德生活的组织，它用仪式、教诲和救济活动把信徒组织起来。在国外，志愿者组织、慈善基金会及其他NGO负责搜集社会需求，为公民提供利他的机会与路径。普遍的道德行动需要组织的推动，组织是道德践行活动的强大动力。

　　中国人不缺道德感，而是缺少一种组织观念，通过组织把道德由观念转化成行动。关于道德建设，我们至今也只有两种办法，一是道德说教，二是“树典型”。我们相信道德是个体的向善之心，一味寄希望于公民个体的道德自觉。但没有组织，个体只能是一片散沙。在“三五”、重阳节，年轻人可能“按惯例”做点好事。但在其他普通日子里，这种爱心只能是潜藏在千万个体内心的一种道德潜能。    

　　要改变中国的道德现状，必须从道德说教与“典型引路”的传统思维中跳脱出来，把组织建设提到重要议事日程。爱心的供与求本身是一种信息，需要有组织建立网络，采集和分发这种信息，实现供需对接。“找组织”，现在是一种带揶揄的说法。但人类只有在组织里才觉得安全，并产生归属感。在道德问题上，我们愿意服从组织的安排。组织可以把道德由空想变成一种日常生活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