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实现党的领导集体圆满平稳交接，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时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从邓小平时代开启结束领导人任职终身制以来，已经历了三次权力交接。领导人的任期更加规律化，权力交接的形式更为彻底，显示出中国领导层的代际更替正从惯例向制度化前进。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关键性的政治推进，它对中国其他各项改革有着基础性意义。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规范的更替，使我们这个与欧美有着不同历史经验的国家实现了民主进程中的软着陆。中国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移植西方体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国同时获得经济发展和政治开明的巨大进步。

　　中共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都是工作经历丰富的资深政治家，没有“黑马”。这个领导集体同会前和大会期间国内外舆论的密集猜测大体吻合。这种吻合的本质是对民意的尊重。中共和国家领导层的产生过程既有选举，又有协商，追求的恰是社会最大公约数。这也构成了现阶段中国民主建设的独特性与务实性。

　　民意无疑会对中国的政治过程有越来越大影响甚至制约力，中共在加强适应这一趋势的主动性，因此可以预期今后的改革将更加活跃。与此同时，前30多年改革成就以及“文革”、外国的悲剧性经验造成了中国人深刻的集体记忆，中国人的改革观念里逐渐形成连续性与变革性的统一与平衡，中国人排斥守成，同时对“革命”保持高度警惕。

　　中国各级官员产生的制度化都在继续探索中。比如差额选举的模式是逐渐形成的，差额的比例在边扩大边检验。对干部的考核已在听取很多意见，干部的任职经历与表现也越来越成为硬指标。西方体制的优势是不管选举官员的结果好不好，但民众服气；中国体制的优势是不断提高选择官员的质量和效果。我们今后的任务是发展出更加透明、有效的方式，从而扩大公众对选拔官员的了解和支持。中国的政治改革必将因此跨上新台阶。

　　制度可以设计，但是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它所对应的发展和社会治理绩效将决定它的生命力和历史评价。中国体制的不完善之处是大家都看到的，但在中国高速发展的时候说西方体制更适合中国，是非常武断、不讲道理的。中国主流社会不可能听得进这样的“规劝”。

　　中国实现了领导集体平稳交接的规范化，同时也在社会基层推进多元化发展，使得国家的稳定性和活力都有了可持续的保障。在这两个重要保障之间，是中国社会施展创造性和追求均衡的巨大空间。中国不仅经济上有前途，政治上也必须成为全人类意义的创新国家。

　　十八大带来了中国政治很强烈的确定感，它巩固了中国经济的乐观前景，这在当今世界弥足珍贵。西方的政治也有确定性，但它们的确定性对当下及未来西方社会的任务使不上什么劲，是碌碌无为，谁都不担责任的确定性。中国政治的确定性里包含了国家的稳定，以及解决国家各种问题的决心和义不容辞。

　　十八大开过后的中国弥漫着一种承前启后感，社会主流心态踏实，涌动着对未来的各种期待。国家最高政治的确定性正在释放出源源不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