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小为:把转变作风的难度估计得更高一些

2012年12月11日12:36  长江日报

  □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

  新一届常委们在不同场合的表态、举动持续受到关注。海内外舆论意图通过解读语言和行为所传递的信息,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前景作出判断。而近一段时间,从转变文风会风,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等作风转变上的动态,到七常委出行未清道不封路等中央最高领导层示范,在外界看来,既是政治清风拂面,也预示着中国政治的积极变化。

  强调转变作风,乃至最高领导者躬身垂范,作为一种好的政治气象,自然会受到广泛的肯定和赞誉,但从不少过于乐观的情绪和解读里,我们看到,一些人对作风转变的难度认识得不够,也没有意识到作风问题的核心指向。

  不可否认,转变官僚主义作风,高层示范有其重要意义和影响作用,然而,表率行为会不会马上形成上行下效的态势?从各地的情况来看,还没有摆脱表态文化的惯例。目前的官场习气和政治文化,有千年历史文化的浸染,也有几十年制度特点的惯性,表面上很容易因人而变,最高层的示范影响巨大,本质上却又变化甚微,没有形成坚固的价值和制度。一方面是上有所好,下必行之,一方面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目前要警惕的,就是盲目乐观的情绪,对于高层来说,不能满足于各级官员的表态,对于民间,也要避免落差带来的失望,转变艰难,绝非朝夕,要给予足够的耐心、信心,支持推动这项改革的层层深化。

  文风或语言的变化或许相对容易,讲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话,不说空话、套话,摸索出一种模式,套用和模仿不会有太大困难。这种表态也更可能在短时间内见实效,甚至因模式固化而持久。行事作风转变,通过官员自律和内部监督,也会在一定时期内产生政治效应。不过,从改变作风,摆正官民关系的层面,情况是复杂的。

  反官僚、反腐败,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上,更严厉的手段不是没有运用过,短期内或有效果,但本质上说,都没能带来历史性的转变,没能成为清正清明清廉的政治和社会文化自觉。与其说这是历史惯性,不如说是始终没有触及到官民关系的实质。

  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叙事中,总有一种“官在上,民在下”的“两极”认知。对上不对下、敷衍塞责、口是心非,是这种情形下的通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治劝告式的政治阐释,讲求的是昌明政治的官民平衡,却仍然局限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逻辑框架内。当两者趋于平衡时,国富民强,当两者关系崩坏,舟覆而权力更迭,又以新一轮的平衡为起点往复,也就有了历史性的周期。其结果是,无论怎样强调和反对,权力官僚化却总像是自然而然,难以避免。

  在这个意义上,官僚主义是一种积习,而非与生俱来。一旦权力站在政治舞台的中央,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言语上的脱离群众、思考逻辑上的自利倾向、作风行动上的变形走样,只是官民关系没有得到本质改变的一种表现。

  转变官僚作风,最终取决于官民关系的变化,通过制度建设,让人民在政治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承认并给予社会自我生长的力量,形成人民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束。从高层的行动来看,积极的信号在陆续释放,整个社会都应给制度和改革程序设计以充分的时间,不盲目乐观,也不消极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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