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

　　新一届常委们在不同场合的表态、举动持续受到关注。海内外舆论意图通过解读语言和行为所传递的信息，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前景作出判断。而近一段时间，从转变文风会风，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等作风转变上的动态，到七常委出行未清道不封路等中央最高领导层示范，在外界看来，既是政治清风拂面，也预示着中国政治的积极变化。

　　强调转变作风，乃至最高领导者躬身垂范，作为一种好的政治气象，自然会受到广泛的肯定和赞誉，但从不少过于乐观的情绪和解读里，我们看到，一些人对作风转变的难度认识得不够，也没有意识到作风问题的核心指向。

　　不可否认，转变官僚主义作风，高层示范有其重要意义和影响作用，然而，表率行为会不会马上形成上行下效的态势？从各地的情况来看，还没有摆脱表态文化的惯例。目前的官场习气和政治文化，有千年历史文化的浸染，也有几十年制度特点的惯性，表面上很容易因人而变，最高层的示范影响巨大，本质上却又变化甚微，没有形成坚固的价值和制度。一方面是上有所好，下必行之，一方面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目前要警惕的，就是盲目乐观的情绪，对于高层来说，不能满足于各级官员的表态，对于民间，也要避免落差带来的失望，转变艰难，绝非朝夕，要给予足够的耐心、信心，支持推动这项改革的层层深化。

　　文风或语言的变化或许相对容易，讲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话，不说空话、套话，摸索出一种模式，套用和模仿不会有太大困难。这种表态也更可能在短时间内见实效，甚至因模式固化而持久。行事作风转变，通过官员自律和内部监督，也会在一定时期内产生政治效应。不过，从改变作风，摆正官民关系的层面，情况是复杂的。

　　反官僚、反腐败，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上，更严厉的手段不是没有运用过，短期内或有效果，但本质上说，都没能带来历史性的转变，没能成为清正清明清廉的政治和社会文化自觉。与其说这是历史惯性，不如说是始终没有触及到官民关系的实质。

　　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叙事中，总有一种“官在上，民在下”的“两极”认知。对上不对下、敷衍塞责、口是心非，是这种情形下的通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治劝告式的政治阐释，讲求的是昌明政治的官民平衡，却仍然局限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逻辑框架内。当两者趋于平衡时，国富民强，当两者关系崩坏，舟覆而权力更迭，又以新一轮的平衡为起点往复，也就有了历史性的周期。其结果是，无论怎样强调和反对，权力官僚化却总像是自然而然，难以避免。

　　在这个意义上，官僚主义是一种积习，而非与生俱来。一旦权力站在政治舞台的中央，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言语上的脱离群众、思考逻辑上的自利倾向、作风行动上的变形走样，只是官民关系没有得到本质改变的一种表现。

　　转变官僚作风，最终取决于官民关系的变化，通过制度建设，让人民在政治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承认并给予社会自我生长的力量，形成人民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束。从高层的行动来看，积极的信号在陆续释放，整个社会都应给制度和改革程序设计以充分的时间，不盲目乐观，也不消极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