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料人的不相信，是长期以来执法调查中立性、权威性、公信力缺失的结果，也是以往一些丑闻事件中爆料人受到威逼利诱乃至打击报复“待遇”的心理投射。

　　不雅视频事件继续发酵，重庆民警近日来京索不雅视频遭拒，爆料人朱瑞峰称保护公安内部线人，警方称视频系敲诈团伙成员提供。双方各执一词，让原本处在舆情漩涡中的事件更显得扑朔迷离。

　　虽然网络上对“跨省约谈”颇多质疑，但警方的取证行为并非毫无根据，且尽可能保持了克制与审慎。整个事件中有两个案件，一是公众更关注的“不雅视频案”，一个是由其牵扯出来的敲诈勒索案。警方取证的由头是办理后一案件，这符合其法定的职权范围。

　　但问题的核心在于，朱瑞峰手中所掌握的不雅视频恰好涉及两案，且从相关性上看，这一证据与“不雅视频案”利害关系更甚，因为朱瑞峰表示还掌握多名厅级以上官员的不雅视频。在社会的公共价值取向中，“不雅视频案”较之敲诈勒

　　索案也更加重要。对于前者，警方是无权展开调查的，而必须由纪委或检察机关介入。

　　由此需要质问的是：不雅视频作为证据是否构成敲诈勒索案的关键？警方是否必须从爆料人手中取得尚未曝光的不雅视频？这种取证行为本身会给更重要的不雅视频案查处带来什么影响？这些问题不辨析清楚，警方取证的真正动机便值得怀疑。因为对于尚未公开的证据材料，警方以一个次要案为由，调取不由其调查的案件的关键性证据，很难获得充分的正当性。过早就敲诈勒索案取证，很可能会破坏对相关涉案官员的查处，甚至衍生出诸多干扰司法的腐败来。

　　事件中最值得深究的真问题——究竟还有多少官员涉及不雅视频，这是公共舆论关注的焦点，也是爆料人选择不与警方合作的关键原因。在事实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尤其是得不到权

　　威、中立、公正的调查程序保障，爆料人是没有交出不雅视频证据的道德义务的。在此背景下强调爆料人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义务，实在是会伤害到“深喉”捍卫公众利益的权利。

　　其实在执法公信力高的社会，爆料人的上述抗争实属不必要，即便是将视频交由无权调查的警方，警方也会在用完后及时移交其他法定机构查处。“我不能相信警方，如果真的是为了破案，办案的应当是纪委和检察院，证据也不应该交给警察。”爆料人的这种不相信，是长期以来执法调查中立性、权威性、公信力缺失的结果，也是以往一些丑闻事件中爆料人受到威逼利诱乃至打击报复“待遇”的心理投射。说到底，什么时候有了最可靠的执法中立，爆料人才不会死守着证据做私人调查的“困兽之斗”。

　　相关报道见今天A20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原标题：不雅视频爆料人缘何不信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