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的GDP无法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那GDP增速再高，也是‘自拉自唱’，并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稳定。”    

　　“科学发展观”贯彻有年，毋庸讳言，在官场，仍然弥漫着浓重的“GDP主义”气息，一些地方官员相聚，言必称GDP排名、GDP总值、人均GDP。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李克强同志在参加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调研座谈会时指出：“如果我们的GDP无法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那GDP增速再高，也是‘自拉自唱’，并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稳定。”李克强同志的讲话很重要，触及了国民财富分配中存在的“国富民穷”与“两极分化”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财富如何分配，不仅仅是经济的、分配的问题，也是政治的、法律的问题。十八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发问：“国家先以臣民贫困潦倒作代价而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而后实现自己的富裕呢？”他的结论是：“如果国家把自己的财富与个人的财富调节到一种适当的比例的话，那么个人的富裕将会很快推动国家的富强。”两千多年前，我国的古圣先贤就曾阐述过“民富”与“国富”的关系。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直接批评了“国富民穷”的治国思路：“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国蹶。”他强调指出，国家与百姓的关系，只能是“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而不是相反，这等于间接批评了传统教育中罔顾常识、蓄意误导的“大河有水小河满”。南北朝一位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务先富民而唯言益国，岂有民贫于下，而国富于上邪？”这说明，我们的古人早就懂得“国富”不能建立在“民穷”的基础之上。

　　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国富”与“民穷”本应是不能并存的畸形状态。西汉政论家贾谊告诫当时的政府官员：“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其所表达的正是一种关注民生、公平均富的治国理念。北宋的改革者王安石则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明确指出：“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也。”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国家与民众到底谁“养活”谁的问题。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往圣先贤的嘉言懿行，并非厚古薄今，也并非发思古之幽情。从西哲到东圣，从理论到实践，无不指向一个共同的治国理念，即欲富国必先富民，唯民富方能国富。而财富的分配有时比财富的创造更为重要。温家宝总理不止一次地引用过亚当·斯密的名言：“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然而，刚刚吃上几天饱饭的一些官员们，很快忘记了我们尚处于“初级阶段”，仍属于“发展中”的基本国情，就人均GDP而言，我国排名89位的5414美元，相对于美国排名14的48387美元、日本排名18的45920美元、德国排名20的43742美元，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一些官员识不及此，倒是迅速恢复了隋炀帝时代挥金如土、大肆挥霍、出手阔绰、一掷亿金的大手笔。至于近期广泛报道的豪华营造官衙，巨资恢复古城，“裤衩”“马桶”崛起，“秋裤”“腰带”凌风，百亿旅游景区，假庙遍地动工，这些不仅都以“国富”为基础，而且都以“举×之力”相号召，但是人们何尝见过举国之力办教育，举国之力促保障，举国之力保民生？从1995到2007年，政府税收增加了6.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1.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有学者指出，“现在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20%，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2倍。”相比之下，政府在民生支出方面显得比较“小心”，2009年，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仅占全国财政收入14.9%。而在美国，这一比例却为61%。

　　这就是一些专家指出的“为什么百姓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但民怨却比以前更深了；社会比以前进步了，但腐败却比以前更凶了；物质比以前丰富了，但矛盾却比以前复杂了；政府比以前强大了，但批评也比以前更多了”的基本原因。如前所述，财富的分布也是政治与法律问题，由于传统思想的禁锢，由于体制本身的惯性，由于利益集团的羁绊，要解决目前在中国已经出现的“国富民穷”问题，唯有继续深化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就是关键一步。

　　安立志 作者系山东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