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司法公开堵住减刑假释的漏洞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云帆

　　对减刑、假释结果的公开，将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检察机关和社会大众成为“睁眼瞎”，从而让监督的力度迸发。

　　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强调要“规范减刑、假释工作”。审议报告的一些人大代表指出，目前过多过滥的减刑、假释已引起了社会的质疑和不满，必须遏制乱减刑、滥假释，尤其是要严厉打击一些减刑、假释背后的司法腐败问题。

　　乱减刑、滥假释属司法腐败中的执行腐败。有些腐败的背后，是制度之失；有些腐败的背后，则是监管之失。笼统地将腐败问题都归咎于制度，不仅不客观，也妨碍了问题的解决。减刑和假释本是司法文明的产物。作为制度的减刑和假释并没有错，错的是执行的人把“经”给念歪了。“提钱出狱”等司法乱象的根源，更多在于监管之失。

　　其实司法机关对此并不是后知后觉。2004年5月至2005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还联合公安部、司法部开展了针对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的专项检查活动。同一年，最高法院则力推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开庭审查。但执行腐败这个司法顽症，却在历经多次治理之后，仍能明滋明长，不断割裂官民关系。遏制这一乱象的关键，还在公开。

　　事实上，“以公开促公正”的改革方向显得足够清醒。十年来，规范减刑、假释工作之所以收效甚微，并不是因为公开造成的，而是因为相关的司法程序和司法信息还公开得不够才造成的。一些法院曾公开宣称要公布所有的裁判文书，但最终的结果仍是经审查过后的“优秀裁判文书公开”。这使得监督的效果被大打折扣，因为要监督的，并不是那些优秀文书，而正是那些不怎么优秀、甚至有点糟糕的裁判文书。

　　减刑、假释若在司法的“暗箱”中运行，腐败就难以避免。让阳光进来，“乱判刑、滥假释”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公开，既要面向检察机关，更要面向社会大众。尤其是对减刑、假释结果的公开，将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检察机关和社会大众成为“睁眼瞎”，从而让监督的力度迸发。

　　既然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提到了“规范减刑、假释工作”，那么，人大代表有必要继续追问，这些“规范”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各级法院的执行情况如何？对于遏制乱判刑、滥假释又起到了何种正面效果？推进司法公开，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也得有具体的数据和实践支撑。期待来年的工作报告，我们就能看到相关的成绩单，而不是再一次的表述决心。

(原标题：推进司法公开堵住减刑假释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