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共确诊9名H 7N 9禽流感患者。继安徽、上海出现3例确诊病例后，前日江苏省确诊4例，昨日浙江确诊两例。有专家表示，近期仍有可能发现更多病例。新型禽流感疫情关系到民众生命和公共安全，结合此次疫情的特殊性和过去类似疫情的防控经验，接下来有关部门有效应对至为重要。

　　据目前公布的病例看，此次H7N 9禽流感出现在江苏、上海、安徽多地，病例分布较为分散，3月30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专家表示，已确诊的病例之间未发现有流行病学关联。另外，江苏、上海医疗部门对患者密切接触的人医学观察后，发现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均未出现异常，从目前看，疫情人传人现象尚未出现。有专家就此表示，H 7N 9禽流感重演SAR S暴发可能性极小。

　　即便如此，此次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不可小觑。疫情传染源和传播方式还不明确，暂时没有针对性治疗方案，疫情变化尚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没有针对H 7N 9禽流感的流感疫苗。已出现两例病例的上海市，在前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上海启动流感流行三级应急预案，并且拉响了禽流感黄色预警。各地通过信息沟通、病毒检测等手段加强了对新型禽流感的监控力度，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昨日要求自4月4日起，已报告确诊病例的省份将启动疫情信息日报告制度，H 7N 9禽流感俨然已成中国社会的公共卫生事件。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说：“面对H 7N 9禽流感疫情，公众难免担忧焦虑，此时更需政府积极行动，给人信心：以信息公开消除公众担忧，以更严密防控保障公众健康，唯有此，才能相向努力，同心抗击。十年之后，中国人不应再承受非典那个春天里相似的恐慌。”公共事件应对兹事体大，各环节相互影响，与民众的信息沟通尤须重视。从目前看，已出现病例的地区尽管加强了应对，但在信息公开等关键环节还值得商榷，以上海市为例，卫生应急单位在患者死亡20天后才公布疫情遭质疑，有关负责人将其归结于疫情的特殊性，指出这种全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尚未纳入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上海经过筛查、排除继而完成上报，符合法定程序。然而，蹊跷的是，出现在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的第一例死亡病例，该院曾于3月7日与上海市卫生局先后通过官方微博辟谣，表示已排除87岁的李某及两个儿子感染人禽流感等传染病。辟谣稿甚至还引用专家观点表示，李某及其小儿子死亡，“系因患有多项基础性疾病，加上肺部重度感染所致”。而在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3月31日的答问稿中，则提到李某被确诊为H 7N 9禽流感病毒感染。

　　应对过程中的辟谣冲动可能有助于暂时缓解民众焦虑，但一旦猜测被证实，官方公信力难免就此受到折损，继而影响后续信息公开的可信度。在以往诸多公共事件应对中，政府部门热衷于辟谣，甚至将其视为事件应对的不二法门，事实上，在事实尚不确切的情况下，辟谣行为所裹挟的行政强制力并不利于与民众沟通，相反只会加剧民众的猜忌。就公共卫生事件而言，有关信息公开的得失，我们已在“非典型肺炎疫情”SAR S中有着切身的体会，彼时缺乏经验，或干脆封锁疫情，或遮遮掩掩，故作镇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众恐慌，影响了疫情防治。“非典型肺炎疫情”留下的遗产之一即是确立了信息公开的理念，并依此建立起相应的法治规范，防治新型禽流感疫情之际，根据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既是法规的要求，也是防治行动应然的策略。

　　联系到此次疫情的特殊背景，信息透明的意义更为重大。新华社官方微博“@新华视点”指出：“H 7N 9来袭，昔日的SAR S记忆让我们隐隐不安。其实，当疾病来袭，同样可怕的还有未知。告诉我们，对于H 7N 9你有哪些问题，了解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希望在真相的光芒下，谣言和恐慌无处遁形。”新型禽流感疫情出现前，黄浦江上出现触目惊心的漂浮死猪现象，时至今日，死猪来源以及现象成因尚无定论，此次疫情出现后，不乏民众将其与死猪现象相联系，尽管有关部门否认了这一猜测，但此现象加剧民众焦虑，影响疫情认知也在情理之中。鉴于目前尚不能证明死猪与此次疫情没有关联，医疗部门或应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如此既有助于疫情应对，对民众关切无疑也是一种体谅。

　　新型禽流感疫情威胁已经显现，出于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和保障民众知情权的双重目标，各级政府纷纷响应，既组织力量主动防控，及时预警，也加强与公众互动，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如此种种，均是政府应对公共事件责任承担之体现。正值应对之重要节点，应对部门应吸取教训，按照相关法规要求，依据法定程序做出应对之策。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其发表的文章中回顾“非典型肺炎疫情”，分析它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认为其带来“治国理政理念的转变和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新型禽流感于公共卫生安全是一种考验，只有将“转变和调整”落到实处，政府与民众相互信任，疫情防控才能运筹帷幄。

　　（原标题：[社论]铭记“非典”教训 应对新型禽流感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