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松 本报评论员

　　在广东做家禽批发生意的樊岳春，看到小贩就会喊：钟南山说鸡可以吃了。但没人理他。当然，他最希望有政府部门的领导带头吃鸡，“有一年省里的大领导带头吃鸡，对我们就很有好处”。

　　樊岳春这番话，纯粹出于生计，并没有向专家、向领导叫板的意思。别的解读，不在本次讨论的范围。

　　已经公布造成30多人感染、多人死亡的H7N9禽流感，给当下养禽户带来的经济损失将难以估量。而眼下，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处理，毫无疑问当以人的生命为第一考量。因此，影响一部分人生存与利益，在所难免，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处在疫情之中，上海关闭活禽交易市场、南京全城杀鸡等举措，虽然或许未必是最好最科学的办法，但至少在目前所掌握的疫情认知范围内，是迫不得已、也是无可厚非的防控之策。很多像樊岳春一样靠养禽贩禽为生计的人们，其实都在经历着同样的遭遇，他们与那些感染H7N9禽流感的病人一样，都是这场疫情的受害者。

　　贩家禽的樊岳春，将转变生计的希望，寄托在了科学对于这场禽流感的认知转变上，寄托在了权力的支撑上，其本意，不是为了发牢骚。现阶段禽类能不能吃，不是领导说了算的，在这方面，领导也是普通人，不具权威性。这个道理，樊岳春应该懂。

　　但领导人如何读懂樊岳春的心结，却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另一道课题。在这场疫情危机面前，樊岳春的期待中，表现了对疫情透明度的依赖，对科学认定、科普信息传播的依赖，对权力的依赖。这些依赖，表现在商贩身上，其实更是公众面对这场疫情的共同依赖，它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全方位考验。

　　从非典、甲流，到今天的H7N9禽流感疫情，中国十年时间经历了至少三次大的突发性疫情。虽然每一次的疫情不同，但应对疫情的机制，还是有共同之处的。每一次经历，是教训，更应是经验。我们一方面看到政府职能部门处理疫情，比以前更从容了，经验更丰富了，但遗憾和缺漏依然存在。我们今天依然还在为应急医疗支付机制争论，还在为H7N9禽流感是否属于公共卫生事件扯皮，还在为信息如何更加透明及时、更加广泛传播而疑惑，还在为相关产业如同天灾人祸的经济损失而犯愁，说明我们的应急机制，还有漏洞，还不完善，还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

　　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民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危害，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民众财产的损失，应该成为国家处置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责任。这是在大面积疫情给人的生命健康带来威胁时，政府托举民众生存负担与希望的最后一道保障力量。所幸的是，我们在这场疫情面前，看到了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所作的努力。但这些努力，还不能消除疫情危机带给诸如樊岳春们的损害。

　　真正成熟的处置疫情危机能力，不仅仅表现在防病治病的医疗程式上，更应表现在全方位的应对疫情给民众带来损害的方方面面工作上。什么时候让民众对权力的依赖，转变为对保障制度的依赖了，才能算得上处置公共卫生事件的真正成熟。那时候，樊岳春们，才不会想到让领导来带头吃鸡，为他们的生计做支撑了。

(原标题：让权力依赖，成为制度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