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仁平

　　德国联邦法院上月中旬作出判决，责令谷歌在用户举报和要求的情况下，必须删除“诽谤性搜索提示”，这等于是对谷歌搜索的“自动填充”功能做出了限制。有人认为联邦法院的这一判决对规范德国互联网具有里程碑意义。

　　管理互联网正在全球范围内摸索、展开，在舆论的压力下，一些大型网站增加了自律。比如美国脸谱网站几天前宣布将对员工进行内容识别和删除不当言论的培训。在正出现大规模骚乱的土耳其，政府猛烈抨击社交媒体是土耳其“社会稳定的头号威胁”，类似谴责也曾出现在英国议会。

　　互联网世界千奇百态，它所依存的现实社会背景又大不相同，这使得管理互联网很难在全球形成统一做法。各国的现实做法都是立足本国实际，选择最能维护本国公共利益的方案。

　　英国是互联网管理比较成熟的国家，将有害信息分为三类，即非法信息、不良信息和令人厌恶的信息。很多国家借助法律、行政以及行业自律和技术支撑等多种渠道，尽量保障互联网发展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建设性。

　　中国是互联网对社会生活介入度比较深的国家之一，也是对该不该以及如何管理互联网争论较多的社会。其中一个原因是，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及“多元化”进程，它所产生的复杂作用很难用非黑即白的绝对评价来概括。

　　一些人宣称在中国实施任何互联网管理都是“打压言论自由”，这种极端说法在一些圈子里产生了误导乃至欺骗性。这种声音同时获得西方舆论力量的支持和推动，使得在发达国家被视为正常的互联网管理，有时在中国会遇到额外阻力。

　　让反对互联网管理的人今后不再反对，这已不太现实。但中国主流社会需对管理互联网的必要性形成坚定共识，这很重要。

　　选择与现实更契合的管理方式，更易于获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由于舆论已经存在的复杂性，寻找这样的方法并不容易。方法问题其实是互联网管理难度最高的部分。

　　比如过去的管理措施经常是悄悄进行的，而一段时间以来，重大管理措施和行动都公开采取，提前宣布或及时说明，效果就明显更好。社会在逐渐理解互联网管理的实际内涵，领会社交网站的应有边界。

　　绝大多数中国人既想要互联网上的言论开放，也想要这个国家的有序性，人们能大致明白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不能与国家的现实秩序相抵触。因此管理互联网有着强大的社会共同利益为基础，它决不仅仅是政府的意志，中国社会是它的实际委托者。

　　中国人见的世面越来越多，对互联网是怎么回事，对民主和自由的真谛是什么也越来越了解。该删的帖还是要删，需要让所有人越来越清楚什么样的帖会被删掉，什么样的发言会被追究责任，直到那些散布有害言论的人自己有了忌惮，在真正的公共利益面前退缩。

　　互联网是虚拟社区，但应当避免那里出现一些蒙骗网民的政治及道德陷阱。让网上少些谣言，让欺人害国的鼓噪受到抑制，这样的管理应当依法依规坚决推行。▲(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