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肖畅

　　截至6月3日20时，吉林德惠市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重特大燃烧事故已造成119人遇难，70人受伤。目前，国务院已成立特别调查组，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死难者的家属开始获得安置、安抚。人们为逝者哀痛，仍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关注。

　　吉林方面已经连夜召开了重要会议，还将全面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治理活动。矿山、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天然气、工商贸等领域和行业以及商场、学校、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将被纳入隐患排查整治范围。这都是必须，然而代价太过沉重。

　　我们身边，有不少宝源丰禽业这类工厂，有无数埋身其间奋力工作的工人。矿难、火灾、爆炸，类似的事故在重复发生，调查、反思无不严肃，从制度上加码的声音总是盘旋耳边。调查处理，这是事后的行动，但安全事故频发，越来越让人看到，事故没有选择意识，然而底层劳动者确实往往容易遭遇事故，更容易遭受人身伤亡。大通间、几百人、生产流水线、通道不畅，这就是这起事故呈现给我们的背景画面。

　　这两天，人们在问车间为何只开一扇门，各类工厂、车间的封闭管理状态，一并被总结和发问。对于这些工人来说，这些工厂管理细节他们难道不知道？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条件、渠道去争取做出改变。作为生产流水线的人，他们没有能力计较太多，给予的就是该得的，包括安全。

　　失去生命是最大的悲剧，死亡带来最大的警示。然而，119个生命所代表的那个群体，无论是叫他们蓝领、底层劳动者，还是普通产业工人、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他们其实都早有特定的画像。

　　工人们以他们健康的身体来到工厂，但在严苛和危险的条件下筋疲力尽地工作许多年后，可能很快就要面临巨大的困扰。我们能够看到，职业病、工伤事故等，如何给工人带来维护自身权益的痛苦，我们也看到，工人的人身权利如何在一些劳动场面中遭到丧失文明底线的践踏。我们看到，进入工厂的人们，如何面临与父母、孩子长期离别的苦楚，我们也看到，工人的身体如何成为社会伤痛的忠实记录者。

　　这是他们身体上的画像，还有精神上的画像。广州曾发布过一个《新生代产业工人精神文化生活现状调查报告》，指出了新生代产业工人精神文化生活面临的“三大瓶颈”：文化生活单调、娱乐方式单一；婚恋交友范围狭窄、与异性接触少；三是生活压力不断增大。其实，并非只是新生代产业工人，“工人”这个群体，精神上的不舒展和精神生活空间的极度有限性几乎可以说是普遍现象。我们看到过一些工人成为“人才”，民工老板似乎也诞生了不少，但大量的工人都还只是劳动力，他们不处在求人的全面发展的阶段，而是在求生活。

　　人们在追问工厂的管理，但这种管理是怎么造成的？在安全方面，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恐怕还不是最糟糕的，但死亡足以让人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看到一个不是最糟糕的企业安全管理的真实现状。从背后、从深层次来看，问题则在于工人的日常处境。一个工厂里的生产环境怎样，是否安全，乃至是否舒适，涉及工人劳动权益。如果连安全都达不到，更高的权益也就无法谈及。惟其如此，底层的劳动者，才成为容易与安全隐患共处的对象，出现了安全事故，他们往往就成为直接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