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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旭辉专栏

　　埃及总统穆尔西被军方罢黜后，技术官僚为主的过渡政府终于成立，各方观点大异其趣，有认为这是纠正民主失误的“二次革命”，有认为这是独裁制度复辟，也有认为这是外国势力策划的“颜色革命”。事件难以定性，因为埃及国内已失去任何达成社会共识的基础，无论是民主选举还是军事政变，都难以得到一个大多数人满意的结局。

　　为什么在西方选举，落败的一方会接受游戏规则，埃及却不能？这问题不但对埃及人重要，对其他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地区同样重要。埃及面对的，似乎是以下一系列不能轻易以选举调和的撕裂：

　　一，穆斯林兄弟会的激进派始终认为，宗教应该凌驾行政，三权分立并非理想模式。穆尔西得到民意授权后不断扩权，普遍被认为是在执行兄弟会顾问的既定路线，自身只是傀儡。另一方面，发动政变的军方虽然说要还政于民，但没有说的关键是，他们希望军队扮演三权分立以外的“第四权”角色，像是捍卫世俗主义的土耳其军队，因为军队的众多既得利益要是任由民选政府处理，可以在短期内消失殆尽。结果十分讽刺：双方都批评对方“践踏民主”，却都希望自己控制政府后，把对方眼中的不民主元素写进法律。

　　二，穆斯林兄弟会没有能力解决经济问题，却靠基层福利网络起家，即使埃及经济再差，他们在农村基层的支持也十分稳固。穆尔西一度争取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等外援，却在最后关头拒绝接受，就是因为内部强烈反对接受IM F的条件，特别是削减基层福利。至于军方，目前得到沙特、阿联酋等经济支持，或可维持一阵子，但始终要面对经济问题，而他们的既得利益必然向城市资产阶级倾斜。这是否似曾相识？数年前，“他信经济学”造成泰国彻底二分化，就像现在埃及一样。

　　三，埃及军方、世俗主义者的亲西方倾向较明显，认为从前和美国、以色列、沙特友好时获得不少好处，不值得一笔勾销。但穆尔西执政以来大幅调整埃及的外交方向，对源出兄弟会的哈马斯继续支持，也显示了当阿拉伯共主的野心。当美国、沙特不再大规模支持变天后的埃及，兄弟会的主要金主就只有卡塔尔，财政实力有限，要有国际影响力，不免要和激进派系藕断丝连。穆尔西最富争议的任命，就是委任了一个恐怖组织领袖当乐蜀省长，这组织被指在1997年策划造成60人死亡的乐蜀恐怖袭击，省长不久后也被迫辞职。经过这次政变，兄弟会认为民主模式已失败，对“外国势力”更痛恨，要和好就更难。

　　要解决上述撕裂，必须双方达成真正的共识，然后把讨价还价的结果写进法律，让这成为国家共识，政客和民众才会对整个民主程序和授权产生信任。这工作原来应该是革命后第一任民选领袖的责任。假如曼德拉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策后拒绝和解，南非恐怕会混乱至今；假如昂山素季未来当上缅甸总统而对军方以牙还牙，缅甸也很可能出现二次革命/政变。

　　假如两派太难沟通，通常做法是由大家认同的国际领袖斡旋。数年前，奥巴马家乡肯尼亚的两大政党在选举后爆发暴力冲突，最后就在联合国秘书长调停下，在民选总统外增设“总理”职位，由当选的总统委任落选的政党领袖当总理，以求大和解。假如埃及短期内达不到上述目标，社会或会完全撕裂乃至爆发内乱，再波及状况相近的邻国，那不但是整个地区的噩梦，也是民主化的噩梦。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

（原标题：[个论]沈旭辉专栏：撕裂中的埃及：如何令民主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