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庆宝

　　近一段时间，公共安全事件频发，舆论的反思也很多。维护公共安全，政府应是第一责任人，要从制度上落实所承担的职责。

　　首先，政府应加强社会救助力度，消解社会不满情绪，成为社会矛盾减压阀。以首都机场爆炸案为例，对于冀中星而言，他被打致残的主责单位在广东，而非山东地方政府。但当冀中星回到山东后，其直接依靠却是本地政府，本地政府不承担赔付责任，但可以对冀中星的生存给予指导和帮助，或者为其提供法律援助。遗憾的是，多年来，没人为冀中星提供充足的社会救济，这可能是引发极端行为的内在原因。对于一些受害人，政府应加大救助力度，比如精神疏导、经济补助，帮助受害人治疗身心遭受的痛苦，以积极的救助行为，消减受害者及其亲人的心灵伤痛，增强其对政府和司法的信任与支持，避免其走上极端。

　　其次，应加快刑罚执行体制改革，增强社会监管力度。近年来，刑罚执行部门多次呼吁，对于社会服刑人员、假释、保外就医罪犯，以电子手铐控制、监督其行踪，加强对上述人员的监管。由于意见不一，该建议没有得到试行。从最近发生的恶性案件来看，尤其对于因危害社会安全犯罪被判刑的犯罪分子，施以高科技监控手段是必要的，有利于政府监管部门对犯罪分子全天候的管理和监督，确保犯罪分子始终处于监管者视野中，也可促使他们时刻警醒自己，提高社会安全保障程度。对于即将回归社会的解教人员，应当加大教育、帮扶力度，让他们练就自食其力的劳动技能，促成其就业参与社会的平和心态；因身体或者精神疾病家庭难以胜任监护的，政府应当履行社会责任职能，安排其在相关医院就医和实施监护。

　　最后，应加大刑罚执行力度，严控再次犯罪。在取消劳教制度后，应当加大执法力度，对于违法犯罪人员，依法处以拘役、短期刑罚等，不因制度变革造成执法上的空当。对于因严重危害社会安全、侵害他人生命或身体健康被判处重刑的罪犯，应当严格控制减刑、假释、保外就医，防止其戴刑犯罪，或回归社会后因失去监管而再次犯罪。

　　社会要发展，关键在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发挥，只要政府切实履行维护社会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充分落实各项法律制度的要求，积累的社会积怨就会逐步得到消解，法治信仰会不断得到增强。▲(作者是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