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

　　问题不在于交通拥堵费本身，而在于征收的条件是否具足。而公车改革和路网建设，是交通拥堵费立项前必须通过的两道关卡。

　　北京市环保局日前发布《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3-2017年)重点任务分解措施》，计划要求，市交通委和市环保局牵头研究制定研究征收交通拥堵费政策。这一消息引发网友热议。

　　在汽车限购、尾号限行、外地牌照车限入等措施已纷纷实施之后，征收交通拥堵费是治理交通拥堵的又一个重要调控手段。无疑，通过对购车权和路权进行部分限制，以期达到缓解交通拥堵调控目标，属于治理积弊的无奈之举。城市大气污染和交通拥堵，是多年来城市区域规划不合理、路网建设不充分、跨区域协调不够等因素叠加的结果。积累至今，已成为最严重的城市病。面对非常挑战须用非常手段，无可非议。

　　但是，征收交通拥堵费这种非常手段能否起到非常作用，尚是疑问。诚然，与其他行政调控措施相比，征收交通拥堵费与国际城市的治理经验更加接近，也有成功经验可循。但是，同样的政策导向未必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一方面，作为一种价格杠杆，交通拥堵费只有对价格敏感者才能产生导向作用，迫使他们调整自己的出行行为。然而，存量机动车中，有大量公务用车，这些车主对于交通拥堵费不会敏感。无论中心城区的入城费还是停车费设定得多高，都不会影响其出行习惯。另一方面，不合理的城市规划和上涨过快的房价，导致了“睡城”的出现。即使想通过交通拥堵费调节人们的出行，许多人仍然会因路途遥远和公交设施不完善而被迫驾车出行。

　　在现阶段，交通拥堵费很可能只对日常工作生活圈较近，同时没有财政报销机会的部分机动车主起作用。公共政策，当然不能有所偏颇，而应该有普遍的适用性。

　　普遍的适用性是征收交通拥堵费离不开的前提条件。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把公务车辆列为与私家车一样的调控对象。事实上，就减少人们对交通拥堵费的争议而言，先将公务车调控好，再对私家车进行调控，是更合理的步骤，因为这样才能争取到普遍的共识，使公众愿意为了改善公共环境而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

　　与此同时，还需要通过持续的路网和公交建设，增加公众对出行方式的选择权。如果公共交通不能尽可能实现全覆盖，站点设置、路线设置不能尽可能优化，价格杠杆还是无法起到调节作用。行政调控手段再强硬，也无法降低人们的购车需求，改变人们的驾车出行习惯。

　　靠征收交通拥堵费这样的方法治理拥堵，问题不在于交通拥堵费本身，而在于征收的条件是否具足。而公车改革和路网建设，是交通拥堵费立项前必须通过的两道关卡。相关报道见今天A06—A11版

(原标题：征收拥堵费还须过两道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