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者 肖河

　　当前美国是否会对叙利亚进行直接军事打击，其特别饶有兴味之处在于奥巴马向国会“先咨询，再行动”的方式。这不仅在近年来相当罕见，也不符合自杜鲁门决定参与朝鲜战争以来白宫做出外交和军事决策的惯例，在很多情况下总统充其量只是邀请国会两党领袖、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来进行闭门交流。其实，敢于在第一任期强行推动医保改革的奥巴马绝不是一名软弱的总统，其在叙利亚问题上“过山车”般的表态，正反映了美国总体战略中原本并行不悖的准则之间的冲突，而这导致奥巴马急需延缓时间进行政策的再评估。

　　美进入军事转型脆弱期

　　美国在2011年起通过的《预算控制法案》强制规定了在“财政悬崖”后行政部门的自动减支，其中国防部从2014年起要承担最多高达5000亿美元的削减份额。减支后美国的常规力量将遭到大量的削减，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报告表明，削减军费需要根据一定的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一切用于反叛乱战斗和区域稳定建设的军用装备和技术研发都要削减，美国在未来也不再采取此类的行动。简言之，无论其他国家怎么看，美国防务界自认为是在冒着“短期战略风险”来用“现货”换取“期货”，在转型期内其军事战略就是争取威慑住对手而不需要真正使用武力。

　　美国军方历来是“从纯军事角度”思考问题，一旦这一削减变为现实，参谋长们往往愿意采用在军事上更加稳妥，但是在外交上更加不能接受的方案。例如冷战初期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认为既然没有足够的军费兵力，那就应该在战略计划中彻底放弃韩国，对其军事援助也应当予以减少。当前，基于整体国防预算的削减及其分配的变化，军队不可能支持在叙利亚再来一次反叛乱消耗战，也不乐意搞“宣誓”一般无军事价值的导弹和空中轰炸。正是因为如此，参联会主席邓普西毫无利用叙利亚化学武器事件鼓吹军事干涉的意思，反而在两年中持续认为应当对军事介入持谨慎态度。

　　“背后领导”政策遇挑战

　　与进入军事转型的脆弱期不相称的是，美国同样认为维护其“外交和国际承诺”是其核心国家利益，其中除了一般的军事同盟的承诺之外，还包括诸如“不得使用化学武器”之类的国际规则。但恰恰是因为其军事力量的下降，美国防务界认为更必须使其他国家认为美国的国际承诺是可信的，如果在叙利亚危机中放弃已经画出的红线，那么就正好刺激了其他对手进一步挑战美国，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有鉴于此，美国防务界坚持保留一部分用于“远征”的特种部队或者海军陆战队，在大量削减武器装备的情况下坚持维护在中东和东亚的军事基地和后勤供应体系。但是，这种力量既非常有限，又必须以美国随后进行大规模动员为后盾。这使得它在并不直接关乎美国安全的“维护国际准则”的议题上并不适用。因此，奥巴马团队在中东领域通过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确立了“背后领导”的政策，这一政策实质上是将维持中东地区总体稳定的任务交给欧洲盟友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根据新的战略设计，美国在中东将仅仅保留一些军事基地作为“滨海立足点”，为其盟友的维稳行动提供外交和部分军事支持。

　　奥巴马的“背后领导”政策在美国国内颇受支持，其在叙利亚危机中也一直坚持这样的路线，然而正当其准备复制利比亚模式时突然发现包括英国在内的北约盟友普遍不愿承担这一军事负担，只有法国积极表态。很可能正是这种局面打乱了奥巴马的原有设想，美国面临着要么“领导在前”要么“放弃领导”的两难局面。前一种选择显然难以完成，政府内部主要鼓吹者就是以克里为代表的自由干预主义者，但是鉴于这一部分人中很多人，例如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和新任驻联合国大使鲍威尔都与奥巴马政治关系极为亲密，因此这些人不会对奥巴马强硬施加压力；然而后一种选择同样不可接受，在以国务院为代表的政治官员看来，这种做法将严重损害美国外交承诺的可信度。因此，欧洲国家的态度使得奥巴马原本最可能采取的有限空中打击政策无法与“背后领导”政策相契合，而且又没有其他明显可取的政策选项。

　　借咨询国会调整态势

　　事实上，奥巴马现在面临着非常困难的战略选择，而其安全班子内部也对是否应当先交由国会投票表决存在分歧。对白宫而言，先向国会进行公开咨询的主要不利在于，不论结果如何都将损害白宫政策的自由度，尤其是当国会的意见与白宫政策相反时，会增加白宫做出决策的国内政治成本，而收益相对而言则相当有限。

　　首先，美国国会赞成干涉并不会降低实际的军事成本、增加军事拨款，更不会促使美国的欧洲盟友改变既有态度；其次，美国国会如果最终表示反对，那更是对白宫声望和美国国际信誉的重大打击，奥巴马政府是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来间接地扭转对叙利亚态度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总统本人就不是一个顶住压力做出决策的领导人，而只是一个遭遇了国内外重大政治挫折的失败者。简而言之，奥巴马既然最终决定将此事提交国会，那么必然会全力促使其通过。

　　但另一方面，奥巴马即使有把握在国会获得支持，也不可能改善在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处境，更不可能分担他做出决定时所要承担的政治责任，实际上国会也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分担”责任。以小布什为例，国会当时对其进攻伊拉克的支持既不能缓解外界后来对其的批评，甚至当时赞成的议员们也很容易找到各种理由改变立场。换而言之，这种做法往往是被用来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增进总统本人的声望，或者改善与国会的关系，但是绝不可能希冀以之来分担责任，减少压力。

　　目前看来，咨询国会这一步是奥巴马团队内部态度各异的成员都可以接受的选择。考虑到只要对军事行动加以限制，例如不派驻地面部队进入叙利亚，美国国会不大可能通过决议反对奥巴马采取军事行动，因此奥巴马很可能要利用这一缓兵之计争取到的时间来坐实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在“志愿联盟”已经很难成形的情况下再次尝试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授权。总而言之，咨询国会这一步只有建立在奥巴马已经决心要进行军事干预时才有意义，因为这比单纯的等待联合国的调查结果更为有利。这并不代表奥巴马在军事打击问题上出现了犹豫，而是要在目前的高成本的“领导在先”的模式下获得收益的最大化，保证美国的这场“秩序之战”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国际威慑力。

　　美国将一直保持较为克制的战略态度，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美国现有的有限国际承诺和义务的有效性，确保实际军事力量的缩减不会导致美国同盟体系和世界秩序的不稳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对于美国国家安全而言是比推广民主远为重要的目标，因此很难相信奥巴马会不对叙利亚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而且他也会根据叙利亚政府是否“再次”违反这一红线来确定进一步的政策。美国的国家力量确实正在且加速从中东和世界退潮，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尤其注意在最初保障自身承诺和国际规则的有效性。奥巴马政府也许并不希望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为了威慑包括伊朗、朝鲜在内的其他国家在未来不要越过不同的“红线”，美国认为必须要采取看起来似乎得不偿失的军事行动。

（原标题：奥巴马的叙利亚：不得已的军事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