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军、丁书苗案中，不法官商勾结、形成利益同盟的新情况，正可成为探讨其法律法理上的权责界定，形成具体有效的应对方案和机制的契机。

　　1788亿！刘志军案背后的女人丁书苗近日被公诉，牵出这样一个庞大的非法经营数额，实在令人咋舌。然而，更启人深思的，是随案情公开而曝光的刘丁之间“似无实有”的利益交换与“你中有我”利益同盟。

　　官员毕竟是在体制内，有诸多不方便之处，事事受制、时时掣肘。这个时候，一位“贤外助”显得至关重要。一方面，可以助其变现权力，比如收取“中介费”让企业在项目中中标；另一方面，在必要时也可以金蝉脱壳、断尾逃生，把责任推给“影子傀儡”。

　　内外结合，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权就是你的权，没有固化的契约，更似“心领神会”的合作，让贪腐更隐蔽，也让罪行的认定更为困难。刘志军帮丁书苗及其亲属牟利近40亿，却仅被控受贿6460多万(其中4900万来自丁书苗)，正显示这样的利益结合体，对贪腐行为有着多么巨大的“漂白”功能！

　　在这样的同盟中，“局内人”和“贤外助”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表面上看，二者一荣俱荣，可谓各取所需。但实际上，在这样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仍是握有权力的官员。正如相关专家分析“刘丁模式”时所做的比喻，这是“把鱼养大再收竿”——在一次次权钱交易中，把“贤外助”紧紧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上，打造成自己的“经济基础”，不仅可以用来满足私欲，更能用钱为未来发展铺路。实际上，丁之于刘，与其说是合伙人，不如说是“家奴”。

　　当前，中央打击腐败的力度空前、决心空前。可以想见，高压态势之下，种种贪腐行为也必将藏得更深、手段更巧。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将不仅是决心和勇气的问题，也是一个能力和技术的问题。刘志军、丁书苗案中，不法官商勾结、形成利益同盟的新情况，正可成为探讨其法律法理上的权责界定，形成具体有效的应对方案和机制的契机。

　　亡羊补牢，固然能止损，但重要的或许还是更早、更好地扎牢篱笆。从信息公开到事后审计，从群众举报到实时监控，信息技术日益完备、法制储备更加丰富、权利意识持续高涨，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之后的新课题，这些都可以成为重要的“反腐资源”。在反腐倡廉上，我们不仅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更要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能力。

　　日本战国时代，曾有影子武士——让面貌身形、穿着打扮相似者，装成诸侯家主的形象混淆视听。然而，即便再像，也终有暴露的一天。那些以种种方法试图掩人耳目的贪腐者，也要有“露馅”的自觉，时时以刘丁的下场自警：不管多高明，伸手必被捉。

　　本报特约评论员舒天烈

(原标题：深入反腐当破“内外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