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采萍

　　10月25日，浙江温岭市发生一起患者持刀刺杀医生并造成1死2伤的悲剧。随后，在出事的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数百名医护工作者聚集悼念遇害同事，呼吁当地政府关注医护人员安全，杜绝暴力，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新华社》10月28日)

　　根据中国医师协会的盘点，算上温岭事件，10月17日到10月27日短短十天，全国发生6起伤医事件，而最近几年杀医案、伤医案、逼医案时有发生，也早在医护工作者和公众心中留下阴影。长期的压力叠加短期爆发，令“医患矛盾”这一被视作死结的话题，愈加沉重。

　　然而，高度关注医患矛盾，不应忽视这个问题在另一向度上的背景，那就是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与其他许多领域一样，也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通道中，需求与供给都得到空前释放。据卫生部统计，2011年全国门急诊量达到62亿人次，而温岭杀医案这样的恶性事件，终究只是极少数。我们的追问一旦沦为简单的对血腥和仇愤的渲染，只会陷入更大的惊慌与不信任，反与缓和矛盾、解决冲突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温岭事件与以往伤医事件相比，一个显著特点是医护人员颇有规模的“表态”，他们吁求的对象，也不是所谓“矛盾”的相对方——— 患者，而是自己的医院以及当地政府。这说明，这些基层医护工作者很清楚，威胁他们人身安全和职业环境的，不是患者群体，也不是对医疗体制颇多批评的公众——— 他们清醒认识到，环境的改善绝非易事，医院和政府必须做出相应的努力和改变。这种坚定的表态，可能是一种长久被压抑和忽略的意见。

　　医患矛盾的特殊性，在于现在它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弱者对弱者”的冲突——— 患者往往认为自己是落败于空喊的弱者，而一旦伤医事件发生，医护人员的血泪又让我们看到他们事实上的无力与无助。是什么剥夺或者削弱了双方通过平等法律关系进行对话的力量？也许，温岭医生的呼声透露出一点他们的真实看法。

　　对医疗结果的检讨问责，目前主要依赖医疗事故认定制度。应当承认，当前医疗事故认定确实存在封闭和干预的问题，这不仅妨害患者权利，甚至连当事医者以及其他专业意见，也很难被接纳。从实践来看，起码在一部分医疗鉴定中，鉴定“结果”更重视维护从医院到医政各个层级上的利益需要：患者弱，鉴定可能偏袒医生；患者横，鉴定也可能寻求息事宁人。而医疗事故鉴定中的强弱关系，其实只是整个医疗体系“权力主导一切”的侧影而已。

　　当救死扶伤理念，被某些医院甚至公立医院追求的“经济效益导向”逐渐代替，医生还能够选择抗拒以药养医、大处方、滥检查等做法吗？如果一个医院做广告宣传“包治百病”，承担病人希望的医生就必须竭尽所能，尽管他明知这是谎言；如果一个院长为了“维稳”而要求医生忍气吞声赔钱了事，他和他的同事就不能把真相告诉任何人；如果患者捅了一位医生，他的同行最好也不要在公开场合发表观点讨论是非，他们会被要求沉默，等待事情被遗忘而不是被检讨……在医疗体系层面，医生如何养活自己，坚持怎样的职业目标，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医院层面，医生单纯以专业能力获得成就、以职业素养追求尊崇，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个曾经笼罩人性光辉的职业，又怎么可能避免“逆淘汰”、“医不过二代”这些令人心生悲凉的前景？

　　压力无纾解，矛盾难平息。保护医生的安全和健康，是所有需要他们的人的本能。所以，别急着把愤怒的医生劝回、骗回、赶回手术台，先听听他们沉默里的呐喊吧，只有他们的心声得到倾听，他们的追求得到尊重，医患矛盾这个复杂的难题，才有真正破解的可能。

(原标题：重树医患互信需倾听医护工作者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