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
中东剧变整整5年了，这场最初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社会政治运动曾被寄托了追求民族复兴的无限梦想，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卷入其中的国家大多在所谓转型过程中一步步走向了动乱和衰败。“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5年之间的这种急转直下引人深思。
“阿拉伯之春”不能说毫无正面效果，首先它打破了权威，消除了相关国家民众对统治者的畏惧，使人们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自我解放；其次缓解了相关国家内部的高压，至少在剧变刚发生时使社会和政治生活一潭死水的情况有所改观；再者就是促使相关国家思考和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相对于这些所谓的正面效果，“阿拉伯之春”负面效果或许更为主要甚至更加致命。这场剧变使相关国家的一些潜在矛盾表面化、公开化，直接引发危机。比如在分权与集权问题上，民主化的分权尝试在阿拉伯世界带来的是教派意识复苏，导致民主发生异化。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将国家建构作为民主建设的先决条件，而“阿拉伯之春”相关国家在这方面显然没处理好，不是一管就死就是一放就乱。再如世俗和宗教力量的问题。过去这些阿拉伯国家基本是世俗政权，剧变后一些伊斯兰政治力量上台。但事实证明它们也解决不了问题，相反只是使世俗与宗教两种力量的争斗更为激烈。还有就是长期存在的教派问题，什叶派和逊尼派之争在相关国家剧变过程中也加剧了。
或许正是过于为这些问题所扰，阿拉伯国家对于更关键的问题，即在政治转型过程中走什么路、举什么旗并没想太清楚，或者根本没有去想。当然，除了阿拉伯国家自身的问题，西方国家在此过程中也脱不了干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不少国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建立起民族主义政权，它们在经济上奉行“进口替代”，致力于推动工业化进程，那个时期实际上成为20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最蓬勃向上、最有希望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时期。但从70年代开始，以萨达特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为标志，中东国家相继开启自由化、私有化、“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进程，埃及等国工业化水平持续倒退，日渐沦为依靠旅游、侨汇、出售石油等原材料度日的“乞讨经济”，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始终处于产业链下游。
不过，这种模式却被西方金融机构予以颇高评价。政权垮台前，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8位，连续多年稳居非洲大陆首位；埃及2008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在178个国家中列第16位，在中东仅次于阿联酋和以色列。但在西方这种廉价表扬背后，却是产业结构畸形、埃及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严峻现实。随着肇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蔓延，受到冲击最大、政权最先垮台的，恰是这些紧随西方经济体系的弱势国家。
在经济上被边缘化的同时，这些中东国家在整体的国家战略方面也出现了偏差。在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影响下，它们几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民主改造”，启动了政权更替。这场剧变甫一开始，西方媒体便抢先将其冠名为“阿拉伯之春”，朝民主化方向引导。但仔细观察，当时埃及、利比亚等国民众抗议的方式，基本都是出自那些发生在前南及东欧的“颜色革命”的经验。这其中不难看出西方的干预，其目的是通过价值观输出，使未来中东局势朝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
对阿拉伯国家而言，这场剧变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旧秩序，但却并未天然地带来新秩序。有破无立的结果，就是地区秩序和地缘版图走向碎片化，并且衍生出一系列新问题，比如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发展壮大，还有以库尔德为代表的分离主义更盛，等等。当然，作为幕后推手的西方国家在这场剧变后也已开始自食其果，“阿拉伯之春”的外溢效应变得越来越明显，欧洲难民危机以及法国等国遭遇恐袭等，都证明西方国家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面对“阿拉伯之春”后的残局，阿拉伯国家已经开始有所反思。而从外部来看，笔者认为这场剧变还有更具普遍意义的深刻启示，那就是一个国家要想走上一条长远和可持续性的道路，就要统筹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其中稳定最为根本，否则就谈不上改革或发展。但没有改革和发展也不行，那样就无法维持长期稳定。过去阿拉伯国家只强调稳定，不注重改革和发展。但中东剧变后，它们又走向另一极端，只强调改革却忽视了另外两者。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黄睿 SN224
文章关键词： 阿拉伯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