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资料图
作者：风灵 来源：人文经济学会
2016年4月，随着一位年轻癌症患者魏则西的去世，“莆田系”民营医疗机构、百度搜索和武警某医院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位大学生原本可能和其他许多类似的人一样，无声无息地逝去，但因他曾经在颇有影响力的网站“知乎”上详细分享自己与癌症斗争的感受和经验教训，引起关注其命运的用户的共鸣，终于导致一次网络舆情爆炸式传播。
分析这一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弊政。
比如有些地位特殊的武警或部队医院，不但得到国家认证背书，高挂三甲招牌，而且无论司法诉讼或行业监管都对之不能形成有效约束。
比如强制医保挤占了中低端商业医保的大部分市场份额，使得后者发育不良，不能有效覆盖国家强制医保之外的领域，患者、尤其是医疗费高昂的癌症患者无法得到保险的帮助。
又比如，在搜索领域，因信息管控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使得用户搜索所得的信息质量明显下降。
又比如，医疗广告相关法规不是针对性地处罚那些名实不符、欺诈病人的具体的违规者，而是一刀切的严厉管制。于是，真正可靠的医院循规蹈矩，很难通过广告宣扬自己的优势，而钻空子冒出来的更可能是低劣的医疗单位。
还有更多视角，但本文是要针对一些误导性认识和错误说法进行澄清。
首先有个事实是：从始至今，魏则西与其家人并未向百度或者武警某医院“讨要说法”。他们自费看病，倾尽家财，从亲友处举债，得到部分私人捐助，最后将剩余捐助捐出，并未向国家索要救济。魏则西离世后其家人除了发布简短讣告外，也没有在网上谴责批评任何一方。有人说“魏家犯了诬告和恐吓罪”，“医闹”，这种不负责任，不顾事实的说法让人反感。
还有些人认为，“医院如何经营本来就是其自由。医院和疗法都是患者自己选择的，医院有钱为什么不能赚呢？魏的病本来就治不了，医院还给了他一点好转的可能性，网民指责医院是错误的。”
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据魏则西早前记述，医院“李主任”说的是“他们与斯坦福大学合作，该DC-CIK技术有效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就算李主任对家人的说法另有折扣，相信他动员病人来京花费巨资接受其治疗时，宣传的“有效率”至少也有百分之好几十。而实际上这种技术因为疗效差早已在国际上被淘汰多年，不被医学界认可，更何况所谓“与斯坦福大学合作”也是子虚乌有。癌症病人的治疗时机很宝贵，在已确定不成功的方向上浪费时间和资金，一定会耽误试用其他治疗手段的机会。所以此案中，医院做了欺骗性的虚假宣传，并且多少有可能造成了不良后果——至少从金钱上说，就用无意义的治疗骗走了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的大笔财产。
更重要的是：针对所谓“医院无可指责”的理论，哪怕不考虑本案例有没有欺骗，也不考虑少数人主张的“非暴力欺骗应该合法化”，即使是“可以自由行使”的“合法权利”，也不享有免于被谴责批判的特权。
因为权利和道德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些人总是试图声称“有权利”做的事就是“道德的”，只有“无权”做的事才是“不道德”的。如果真是这样，学术上就根本没有必要使用两个概念，两个词语。因为“权利的”和“道德的”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完全一致了！将权利和道德混淆，是利用日常语言的“道德”与这些人自己的“道德”概念的不一致而浑水摸鱼。只要我们将日常语言的“道德的”换为“符合长期利益的”“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等等替代说法，就会看出“有权利”未必是“道德的”，而行得通的道德可以通过规范人的行为，使提高人们的效用。
笔者曾经在某自助餐厅，见到有人排队打冬荫功汤。一位大妈在大锅里打捞半天，走之前对着汤锅打了一个大喷嚏，当时就遭到了后面顾客的斥责。没有法律禁止对着汤锅打喷嚏，餐厅也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我们也知道呼吸道的病菌一般不会经食物传染——所以那种行为似乎的确算得上“权利”了，也就是有权做的事，但理所当然值得被谴责和鄙视，视其为不道德。在“注意公共场合文明”的道德规范下，更多的人包括那位大妈都会得到更好的消费体验。
张五常的经济论文《蜜蜂的寓言——一项经济调查》中，提及了果园农场主之间养蜂的许多现象。我们想象一个田字形的农场分布。如果假设三个农场主都租用了蜂箱提升产量，那么对任何一个农场主而言，不仅他的果园可以借光蹭邻居的蜜蜂授粉，他自己在租用蜂箱时，其实也有很多蜜蜂是给相邻的果园授粉的。这就存在减少自己所租用蜂箱的数量的激励。减少的成本全部归自己所得，但减少的产量却只有一部分是自己的，其他三家的损失无关此农场主的事。不管是农场主算账还是学者画图形，都会看到的确存在这样一个区间，激励农场主少放置一些蜂箱。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对于每一个农场主而言，设置蜂箱存在所谓的“正外部性”，成本是自己一家负担，但收益却是自己和邻居共同享有。在张五常论文发表前，不少学者认为，这时将会产生“投入不足”的情况，各果园总产量将会比应该达到的理想产量要少，“三个和尚没水喝”。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可以引入政府干预，使设置蜂箱的收益上升，于是每家农场主都会多设置一些蜂箱，进而所有农场的产量都得以提高。
而张五常观察到的现象是，实际情况并不悲观，各个农场主可以很好地合作，设置恰当数量的蜂箱。即使没有政府干预，果园的产量也能达到理想情况。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正外部性不存在”——外部性当然存在，而是农场主可以自发解决。如果有那种故意占小便宜，让其他人吃亏的农场主存在，美国乡村社会就会产生对抗措施，比如羞辱，抵制，孤立等等，制造大量的麻烦——也就是，施加道德压力，使得各家的产量达到更高的均衡。
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说某种事情“无须政府干预”时，非强制性的道德压力往往正是自发秩序的重要维护措施。法律没有详细规制农场主的行为，农场主占他人便宜的行为是所谓的“合法权利”；但是对合作关系的尊重，具有提高产量的效果，使农场主的合作道德具有可持续的基础。蜜蜂的案例是以道德手段趋近帕累托最优的典型。
回到医疗质量的话题，或者中国各种产品的质量的话题，人们对“质次价高、以次充好、夸大宣传、偷工减料”等等各种行为的评判和传播，正是市场自身改进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有些人选择在某些行业赚快钱，能骗几个是几个，如果周遭社会能施以大量的羞辱，抵制，孤立等等，可以改变这些人的成本收益表，进而减少假冒伪劣的现象——道德是有效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
类似地，对于同案源头之一的百度，那种“百度如何显示搜索结果是百度的权利，用户无权指责百度”的说法，显然也是不成立的。百度网对“推广”方面的管理疏失是其长期痼疾，因此用户当然可以对其管理水平嗤之以鼻，并给予其“分赃”之类的评价。不需要比照谷歌，许多成功的超市或者连锁餐厅，酒店集团等等大企业，都会对其上游的产品设置比国家标准更高的要求。如果百度真希望改善其声誉，自身大有改进空间。
即使二千年前的孔子，对此也有清醒的评论。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孔子回答：‘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市场经济制度，应该激励那些诚信、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谴责不良企业，并非是谴责市场机制本身，而正是对优秀企业和潜在优秀企业的投资人的激励，增加其竞争优势。永远要记住，我们需要保护的是竞争，而不是竞争者。
责任编辑：王彦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