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下跪。
作者：赵幼力
来源：幼力说
最近，《百鸟朝凤》这部电影因为制片人方励屈膝营销而被炒得沸沸扬扬。营销手段毁誉参半，但对电影基本还是好评居多，票房也实现逆袭。这部电影在我家门口的博纳影城卖到脱销，在周五也只能买到周日的票了。
自从去年看了《聂隐娘》之后，很久都不敢看所谓的文艺片。《聂隐娘》，让人看完想骂娘。故事晦涩，对话拗口，好像是把风光摄影展搬到了大屏幕上。坐下来十分钟之后，一起观影的同伴就着了，还打起了悦耳的小呼噜。一个小时后醒来，发现我是醒着的，问我：讲到哪了？我如实回答：我也不太清楚。同伴愤而离席，跟着陆陆续续退场的大军。据说导演是热爱电影的大师，我倒觉得大师对电影很不尊重。对观众更是谋财害命，因为时间就是生命。
好在《百鸟朝凤》很好懂。岂止是好懂，简直就是在预期中展开。讲述了唢呐艺术在流行音乐的挤压下，从鼎盛走向末路，而两代唢呐艺人坚守信念、捍卫传统的故事。电影是吴天明导演的遗作，下跪的方励也已经六十多岁了，这些信息先入为主，给这部电影蒙上了一层浓浓的悲情色彩。
《百鸟朝凤》制作精良，拍摄细腻，演员表演非常到位。但剧情简单，人物脸谱化，情节轨道化，怎么看都像是无双镇镇政府做的一个弘扬地方艺术的宣传片。
听说很多人都哭了，我很是费解，所以疑心是被唢呐吹的。唢呐自带悲怆效果，又常常在丧事中出现，我一听也觉得鼻子发酸，眼睛发涩，进而想起自己的伤心事，当然都和剧情无关。
和寡的不一定都是因为曲高，文艺片也不能成为一块遮羞布。和《聂隐娘》一样，票房不济是有原因的，绝不是“文艺片曲高和寡”所能解释。
《百鸟朝凤》这部电影在讴歌传统艺术的同时，含蓄地表达了对传统艺术的土壤——民风淳朴，田园牧歌式的小农社会——的留恋，因为去城里打工的师兄不是断了手指，就是得了尘肺病。
然而，如果一切没有变化，我们至今还在使用传统印染、造纸、泥塑等传统工艺，欣赏皮影、说书等传统艺术，过着精神和物质双重饥寒交迫的生活。
而且，在唢呐匠走街串巷的日子里，儿子被逼完成父亲的梦想，师傅肆意干预徒弟的选择，师母每天要给师傅洗脚，妹妹是给哥哥换亲用的。而一个人一生的功过、是非、荣辱、成败这样复杂的定论竟然由唢呐匠来裁断——配不配吹一台百鸟朝凤。
设身处地得想一想，谁愿意回到这样的时代？比起传统艺术的边缘化，更应该被碾压夷平的正是这些陈旧的观念，落后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将近40年了，一部电影还在把追求经济的自由看做是人心浮躁，把追求个性的解放看做是礼崩乐坏，把文明的进程看做是人心不古和世风日下。不得不说导演的思维模式、审美定式和价值观体系还滞留在一个久远的时代。
就像贾平凹在最新的小说《极花》里，描述了农村拐卖妇女的故事，最后顺理成章地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没有拐卖妇女的话，这个村庄就要消亡。那么反问一句，一个拐卖妇女的村庄为什么要存在？可以想象，作家本人一定不愿意回到村庄，但他同时又认为村庄不能灭绝。这到底是叶公好龙还是双重标准，有一类人是作为活着的古董存在的，以满足另外一类人观赏、怀旧、赞美的心理需求。
多年前，我在一位朋友面前批评过一本畅销书，她轻蔑地说：说别人写的不好，你能写得出来吗？对于持有—比如你要批评空调，你的身体要先学会制冷—诸如此类看法的朋友，请你关闭本文。因为我不仅批评书，还在批评一部电影，电影的导演还是中国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写一本书努力努力还有可能实现，拍电影可是我今生今世无法拉到的天使的投资。真是罪莫大焉。
这就像前不久在陈忠实去世的当口，很多人质疑陈忠实、路遥等作家真实的文学水准，所引发的大众的反感。18岁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我同时看了两本小说《围城》和《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看完之后再不想翻起，《围城》这么多年看了很多遍，无论什么时候看，无论正着看，跳着看，还是从最后一页倒着往前看，都那么好看，像老家的咸肉一样越嚼越香。因为《围城》具备了穿透历史打败时间的实力，什么时代的人读了都觉得伟大。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应运而生，并不以艺术价值取胜，而是契合了时代的需要。
电影也是一样。要知道那个时代电影的观众之前看的是样板戏，或是《苦菜花》、《地道战》这样的电影，在如此低水位的观众群里，但凡摒弃意识形态宣传，追求艺术价值的电影就会得到大众的认可。所以无论是第四代导演，还是第五代导演，都只是那个精神贫瘠时代的佼佼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第五代导演—所谓的大师、国师—经常烂片不断。因为他们离真正的大师还有很大的差距，真正的大师是不出烂片的。
类似的导演“三观不正”的现象并不局限于老一代导演，而是频繁出现在近年来的国产片中。这些影片不仅票房高，而且口碑好。让人觉着思想的拨乱反正，仍然任重道远。
比如《泰囧》，剧情的推进靠的是王宝缺乏智商的捣乱，更惊讶的是主角还从王宝的犯傻中学到了做人的道理：人就应该傻一点，傻人才会有幸福。
固然，做一个傻子更容易感到快乐，聪明人获得幸福感的难度会高很多（为嘛朝鲜人民的幸福感最高），这难道不是聪明应该付出的代价吗？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加聪明，因为这是对个人独立性的热爱，是一种尊严感，所以不能倡导用一种低级的存在去换取更容易感到满足的生活。
比如《老炮儿》，讴歌了一个讲义气爱打架的“老混混”群体，因为和小混混不同，他们不仅讲理讲规矩，而且下手有轻重。
导演请去打听打听，有谁会承认自己是不讲理的人？所以“讲理”，从根本上不是人品问题，而是能力问题。讲理的能力需要深入研究过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远不是一个混混能力所能企及的。因为对方不听自己讲理，就把对方痛扁一通，这才是最大的不讲理。
文以载道，电影亦要载道。电影的“道”不能违背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对其人类能力充分而自由的发展。一旦违背，就只能归入反文明、反现代、返智的“烂片”范畴。遗憾的是，国产电影往往在剧情、演技和摄影等技术性环节着力，而传递出来的“道”，要不是荒诞的，要不是平淡的，要不没有。
《百鸟朝凤》导演——吴天明的伟大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他的艺术成就，更在于他的人格力量。作为80年代的西影厂厂长，他能够勇敢承担政治风险，为第五代导演架起一座避风塘，让他们能够毫无顾虑地在艺术的道路上尝试、探索、成功与失败。他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垦荒者，没有他就不会有一大批划时代的佳作和著名的第五代导演。
然而，“尊敬和纪念一个人是一回事，评判他作品的质量是另一回事——哪怕是遗作”。看到对《百鸟朝凤》如潮的好评，我在想人们为了表达对一个人的追思，进而放松了对其作品的要求。
依照吴天明导演生前的个性来揣测，“为逝者讳”、“为票房跪”——真的能让他安息吗？
责任编辑：王彦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