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英杰
来源：冰川思想库
北京社科院一课题组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称，在北京城游荡着大量“半城镇化的人”。这些常住外来人口在计算流入地的城镇化率时被吸纳，而在享受流入地的社会保障等方面不被计算在内，享受不到流入地的社会福利，并被排斥。
课题组指向的事实早已为公众所知。“半城镇化的人”这一名词却用得非常准确，它形象地描述了城市外来人口的尴尬处境，以及现有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人口迁徙的问题不仅北京有，全国许多城市也有，不仅中国存在，许多国家也存在，只是其表现形式以及解决方式有所不同。最近读到的一本书《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谈的就是这个话题。
这本书的作者道格·桑德斯为加拿大记者，他从2007年开始，走访了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最终完成该书。在书中，桑德斯罗列和描述了全球二十几个城市或地区的人口迁徙现象，其中包括中国重庆、深圳以及四川等地。
桑德斯在开篇就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预判：未来的后人对21世纪最鲜明的记忆，除了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之外，大概就是人口最终阶段的大迁徙，彻底从乡间的农业生活移入城市。就规模和范围而言，这场迁移在人类历史上都将后无来者。上一次人类出现如此剧烈的迁徙潮，地点在欧洲与新大陆，时间介于18世纪末与20世纪初。
受作者启发，我才得以把当下发生在中国的城市化大潮，与全球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人类迁徙活动联系起来，并放在全球视野下进行思考。这也才让人惊觉，原来中国大陆发生的许多问题或事件，大多与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徙有关。如全国各地发生的拆迁事件，就是典型的城镇化问题；又如农民工问题、留守儿童问题，都是因人口迁移所引起；再如许多城市出现的房价问题、交通拥堵问题、子女入学难问题，还是与人口迁徙密切相关。那些引起公众关注的热点事件、公共话题，哪怕不是直接指向这一现象，也与此有莫大关系。
在书中，作者考察了不少城市移民社区。这些社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一样的名词，如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法维拉、巴斯蒂、贫陋市镇、城中村，等等；在发达国家则称为移民社区、少数族群聚居区、中国城、小印度、贫民窟，等等。作者统一将其命名为“落脚城市”（Arrival City），这是一个奇特的称呼（译名），但并不影响人们的理解。当人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乡村抵达城市，总是先要找到落脚的地方，并寻求在当地扎根生活，最后融入城市。“落脚城市”因而成为人们实现阶层流动、打开上升通道的一块“跳板”。
从书中描述案例可见，有些国家和地区的“落脚城市”，其实比中国的“城中村”环境更糟糕，而且在城市里寻得立足之地的机会更渺茫。换言之，城市移民问题并非只有中国才有，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比如在英国伦敦东区的“塔村”，有的移民生活十年数十年，仍无法改变自身命运，变化发生得“相当缓慢”。
书中举了个例子，一名接受采访时已经六十岁的男子，于世纪50年代末期独自来到英国，储蓄好几年才开设一家成衣工厂，到70年代却因成衣制造业萧条而破产，因此没有能力把家人接过来。这迫使他只能当一名砌砖工人或靠打零工糊口。他过了三十年孤独又摧残健康的生活后，才因他在伦敦东区拥有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好几倍而救了他一命，并让他得以把家人都接到英国。而这距离他踏上英国的土地，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时间。试想，如果这个人在北京通县拥有房地产，根本花不了那么多年，他就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无论在哪里，迁移到城市的人们想要被“主流社会”所接纳，有一件事情是难以绕开的，这就是教育。教育能够改变命运，这是发生在多数移民社区、一再被验证的事实。同样是在伦敦东区的“塔村”，它为欧美其他国家提供了许多值得学习的榜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这座“落脚城市”建立了一套健全而且充分利用资源的教育体系，不但有许多针对外来移民的特殊课程，也有认真教学而且熟知移民需求的教师。这些措施，为在这里“落脚”的人们及其子女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强大支持。
我想说的也是这一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完成，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通过外来人口子女教育，让新移民逐渐融入城市，融入当地社会，并拥有公正而平等的阶层流动通道。如果面向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资源过于紧张，甚至让人“不得其门而入”，人们不可避免会感到悲观无望，或者选择逃离。
这一场全球人口大迁徙，中国是规模最为庞大的“主战场”。因此，如何为这场人类大迁徙划上句号，理当有更加科学的调查研究，更体现公平公正的法规政策，以及更务实可行的方案措施。既然多数事件因人口迁徙引起，就该积极化解人口迁徙衍生的诸多问题，以消除各种事件发生的隐患。
责任编辑：王彦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