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舜
来源：家国天下
路遇警察执法，围观之余随手拍了下来，会不会违法？据澎湃新闻报道，6月3日四川平昌县公安局的官方微博曾对此明确表示：“法律不允许”。该局官微引用法律条文称，这属于妨碍执法民警执行职务的行为，人民警察可以口头警告违法行为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将违法行为人传唤至公安机关处理。“平昌公安”的上述微博被转发6300余次，评论近3000条，在网上引发热议，此后不久该信息被删除。
“平昌公安”的说法真的站得住脚吗？据报道，他们引述了一些法律法规来论证上述观点，比如《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等。不过法律界人士认为，平昌公安所引用的规定，与围观拍照没有关联性，且一些条文规范的对象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人，并没有提及旁观人群，不能作为不允许公民围观拍照、监督警察执法过程的法律依据。
具体到对执法行为进行拍照这件事，在界定其是否违法之前，或许有必要先行区分拍照主体是围观群众还是违法犯罪嫌疑人。客观地讲，如果是围观群众，他们作为现场目击者，拿手机拍下画面，对于多角度展示执法现场是大有裨益的。不要忘了，摄录之于真相，通常只能呈现局部，多角度的拍摄，有助于对真相进行多局部多角度的拼接。尤其是在真相陷入罗生门的时候，假如碰巧又遇见监控摄像头坏掉的情况，那么来自群众拍摄的视频就会成为重要的线索和证据。
因此，通常情况下围观群众的拍摄，不仅不构成违法，还是监督文明执法和法治建设的有益补充。民众围观执法并拍摄，源于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这种监督权被称为群众监督，同时也是一项宪法权利。换个身份，如果拍摄者是新闻记者，基本就不会有什么争议，新闻记者在执法现场进行采访拍摄，属于媒体的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和新闻监督合在一起，对法治文明建设是一种巨大的促进和保护，对于其中的文明执法，必然有一种肯定；对于其中的不文明执法，也是一种记录，以备未来的查考和审查——事实上，绝大部分现场阻挠拍摄的行为，先不说执法行为本身文不文明，这种阻挠本身可以说就是不文明的。
媒体报道，2013年6月某天广州十几名城管与五六名巡逻的辅警发生争执，双方各自站队，两方都有人手持手机拍照。辅警们戴着写有“广州市社会治安联防联控巡逻”的袖章，城管们穿着制服。媒体的图片报道呈现了双方对峙的状态，看来应该没有发生进一步的冲突。这说明拍照连接真相，真相具有巨大的说服力，能够让双方克制下来，防止冲突升级。在这个特殊案例里面，双方互为执法者，可能也互为对方眼里的“群众”。
为了保证文明执法，有关部门其实已经自备执法记录仪，这说明有关部门一直都很重视影像证据。是机器就有故障的时候，有些时候影像记录仪也会没电或者出现其他故障，这时候如果有群众摄录的视频作为补充，就能丰富现场证据。如今移动互联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智能手机和视频网络的普及，已经刮起了一股全民自拍、全民直播的热潮，看见什么都想拍个照片录个短视频与好友分享，这与其说是一种爱好和时尚，不如说早已成为现代人的生活习惯。
值得称赞的是，这种“习惯”不仅被一些执法部门所理解，而且已经被一些执法部门所采纳，新技术和新工具正在促进文明执法的创新。6月1日，郑州市中原区城市管理执法局首次尝试网络视频直播，将执法过程展现在网友面前，让人眼前一亮。城管“直播执法”，是对自身能够坚守文明、公开、透明执法的法治自信。“打铁还需自身硬”，敢于把执法全过程直播出来，更是狠下文明执法决心的体现。人们有理由相信，敢于直播的城管，相当于把权力关进一个互联网+的铁笼子里，比起不敢直播甚至阻挠拍摄的执法人员来，更能把每句话、每个动作都约束在法治轨道里。从这个角度看，警察文明执法，何惧群众拍照？
不过，正如法律学者所指出的，民众也应该注意围观拍照应该有边界意识。拍照不能影响警察的正常执法行为，应当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以免干扰正常的执法活动，尤其是在视频的使用问题上，应当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避免造成对当事人的侵权。
责任编辑：王彦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