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夜店发生枪击案 50人死亡
新浪新闻特约评论员：徐立凡
12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脉冲夜总会枪击案，震惊全美和国际社会。50人死53人伤，创下了美国史上最大的枪击案伤亡纪录，也让美国本土遭遇了“9·11”以来最严重恐袭。震撼之余，许多人在探讨，是什么促成了奥马尔·马丁从安保人员到屠夫的转变，IS、极端宗教思想、控枪体制、社会宽容度、凶手的个人际遇和性格等等，分别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从初步调查能够证实的信息看，奥马尔·马丁确有异化为“独狼”的可能。他性格叛逆，家庭并不稳定，父亲热衷于政治，阿富汗裔和穆斯林身份有可能使他感受到歧视并产生报复社会的心态，他数月前曾接受当地宗教人士消灭同性恋群体的诱导，在行凶前致电911宣示效忠IS。但是，这一切尚不构成他成为“独狼”的全部条件。他曾经进入美国司法部门的视野，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有IS有确定联系。因此，他行凶前向911显示效忠IS的立场，更像是为自己即将进行的大屠杀寻找心理支撑，完成最后的心理转化。按照美国专家的推论，他很可能是“自我激进化”式的变异者，而未必是接受了谁的具体指令。针对LBGT群体行凶，或许是为了消除他内心的罪恶感。
然而，也不能就此认为，奥马尔·马丁是独自完成了成为“独狼”的转变。人都是环境的被约束者，要么接受并适应环境，要么反抗环境。奥马尔·马丁的转变，不可能是在卧室完成的，而有更深层的刺激因素。他从效忠IS里寻求支撑，而不是通过他自身的伊斯兰文化或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中寻求心理支撑，已经露初端倪：他不认为主流意识形态能够抚慰他的不满，而必须从偏激到极致的意识形态中寻找答案。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主流意识形态在奥马尔·马丁这样的人心中已经破产。
这不能全部归咎于奥马尔·马丁的性格和际遇。事实上，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动摇。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排外、鼓吹族群对立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禁忌，属于“政治不正确”。但群体互疑或割裂，仍然以一种看不见的、软性的形式存在，学界称之为“群体相对剥夺理论”。而近年来，伊斯兰群体成为了在美国社会被剥夺感最大的群体。
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普通家庭多年收入不增长、对前景感到迷茫，由此也找到了一个解释。异质的、通常低竞争力的群体，以及他们背负的文化，对美国社会构成了威胁。对伊斯兰教的疑虑，与对收入和前景的焦虑，都集中到了对异质宗教的重新评估上。相应地，这又增加了极端宗教势力引诱同情者，直至组织策划恐怖暴力袭击的可能性。谁能说，在奥马尔·马丁此前默默无闻的日常生活中，没有感受到外界对其宗教和族裔身份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已经在越来越公开地显现。
假如仅仅是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发生这种变化，或许还不会压倒骆驼。更可怕的是，美国政治生态也在朝麦卡锡主义式的排外方向退化。特朗普肆意表达了严控穆斯林入境的立场，没有影响他在共和党内的节节胜利和在部分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建制派们都知道特朗普重打造特朗普式“政治正确”的危险性，但却束手无策。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中，奥马尔·马丁或潜在的奥马尔·马丁们，打算如何表达他们被抛弃的不满？
控枪、对同性恋是否包容、甚至是否该加大反恐力度，当然都是理性的回应，但都不是奥兰多枪击案的最关键点。真正的理性思考在于，美国是否还有能力改造刺激出奥马尔·马丁式的独狼的土壤？而第一步，是能不能把奥马尔·马丁式的“独狼”与他所处的群落区别开来，能不能把极端宗教主义和组织与伊斯兰宗教区别开来。
奥兰多是一个休闲、消费型、对各种文化较为包容的城市。从“9·11”基地组织攻击纽约双子塔楼那种美国霸权的象征性标志，到美国土生土长的极端恐怖分子攻击休闲设施，这种变化折射的是美国社会内部的族群相互对立、异质文化冲突趋于严峻，暴恐行为越来越不可预测。这种情形，仿佛在为亨庭顿的“文明冲突论”作即时验证。
如果继续回避之所以出现奥马尔·马丁式“独狼”的根本问题，甚至借奥兰多枪击案寻求短期政治利益，“独狼”很难就此消失。这不仅是美国社会面临的现实挑战，对于其他国家的社会治理，也了出了鲜明的警号。
责任编辑：王彦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