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发泡餐具解禁风波再起，立法博弈应更公开化
作者：南都社论
事情并不新鲜，却可能是第一次被拿出来讨论。日前，国家发改委首次回应发泡塑料餐具解禁风波中的“跑部公关”问题，表示“政策调整是基于协会、学会和专家的多次呼吁”，“不存在所谓应酬或公关应酬费”。
1999 年1月，国家经贸委发布《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提出在2000年年底前淘汰发泡塑料餐具。2011年6月，发改委首次明确提出，将择机对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解禁，2013年2月，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被从淘汰类产品目录中删除。一项生产技术的淘汰与否，事关一个产业的存在与发展，一次性发 泡塑料餐具在国家部委政策性文件中的这“一收一放”，掀起的则是整个行业对政策变化可能性的想象、奔走乃至纠纷。
媒体报道显示，十余家发泡塑料餐具企业，与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协议书，协议约定由律所负责与国家多个部委协商，“取得政府部门行业政策正式解禁前的临时性许可，并加快推动发泡塑料餐具的解禁进程”，由此也引发了公众对“450万元公关费”与跑部公关问题的猜测。
相关诉讼还在进行，但“450万游说部委”所引发的讨论却并不止于法庭。按照国家发改委在一份信息公开答复中的回应，“政策调整是基于协会、学会和专家的多次呼吁”，而非所谓“公关应酬”，涉事律师对外的说法也是“通过正常程序与政府进行沟通”。各方极力回避“公关”这个说法，倒是负责审理纠纷的一审法院坦诚直面了“依法公关”的存在。法院审理认为，依法开展“公关、应酬、沟通、接待”活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此而支付费用也属“合理合法”，一审判决还明确相关 政策得以解禁，“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
国家立法乃至政策的出台与修改，是权力行为，外在表现为国家和政府态度，但从本质上 说，却注定无法避免人为的努力与流程化的操作。在此过程中，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律、政策的利益攸关方）对决策施加影响，或者起码试图对法律、政策的进度、 内容予以推动，并非完全不能存在的现象，比如刚刚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就有动物保护组织的常年呼吁。说到底，立法、决策本身就是各方诉求表达、利益博弈的过程，立法是博弈和妥协的产物，诉求表达的渠道是否畅通、博弈的平台是否常态运转，不仅事关一部法律、一项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甚至还关乎立法和决策的合法性理据。人大代表讨论、表决相关议题是立法参与，社会成员（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企业）通过或者寻求人大代表的代言本身，同样也是立法参与的一部分。政府行政决策同理。决策变化注定要受到各方影响，“协会、学会和专家的呼吁”同样是立法、政策游说的范畴。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规范立法游说、政策游说的行为？是长期使其潜藏于地下，见不得光，最终成了违规甚至违法的“跑部公关”、权力寻租和官员腐败，还是让立法游说与政策游说法治化、规范化？相关诉求的公共表达应该摆在桌面上进行，通过制度设计让立法游说、政策游说的过程遵循权利对等、公正公平、公开透明等原则。唯其如此，才不致出现一部法律、一项政策的出台，因为诉求表达不够通畅，导致在法律政策中处于弱势的群体永远失去表达的机会，“强则恒强，弱则更弱”。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立法、决策征求社会意见的过程，也是社会成员通过提意见表达诉求、试图“游说”立法者、决策者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同样需要公开透明和有效的反馈机制。光提 建议不知道后续进展、不知道采纳与否，不仅使“游说”处于无法评估效果的状态，而且也有违立法民主和决策民主的初衷。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解禁过程，或正 是因为政策游说程序的缺失，才有所谓“450万公关费”传言和相关纠纷的存在。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立法游说既然客观存在，那就不妨正视并直面，并予以法律规范。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摊到桌面上来谈的，国家立法与政府决策尤其如是。
责任编辑：刘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