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们曾担惊受怕的“车匪路霸”们都去哪儿了？
作者：任大刚
来源：公号“冰川思想库”
云南省澜沧县公安局7月19日通报称，已成功抓获网传“西双版纳至临沧路段有车匪路霸”视频涉案嫌疑人。据悉，截至7月17日，涉案7名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归案，因涉嫌抢劫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经查，7月13日17时许，石某昌等7名犯罪嫌疑人相互邀约后，先后两次强行堵停同一辆货车，用长刀威胁等方式，对驾驶员实施抢劫，共抢得人民币700元。
“感谢”石某昌等7名犯罪嫌疑人，使“车匪路霸”这个词汇得以复活。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年，“车匪路霸”曾经是媒体热词，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未必有多少了解。然而到现在，它似乎有走进历史的迹象。
“车匪路霸”所指不外乎二：货车（火车、汽车）在路上被小偷或强盗讹诈或抢劫，以及客车（火车、汽车）上的乘客被小偷或强盗偷盗或抢劫。作案者统称为“车匪路霸”。根据或真或假的故事，影视工作者创作了很多作品，比如，《天下无贼》和《叶落归根》里，都有涉及。
车匪路霸的祖先
“车匪路霸”并非横空出世，是有其祖先的。
他们的行径，实际就是土匪作为，也就是《水浒传》里说的“剪径”，拦路抢劫，谋财害命，在承平时期，是个治安问题，但又远不止于此。
土匪主要分布在“长期贫困和周期性地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以及传统经济模式已经崩溃，当农事不再可为，其他生计也缺乏”的地区；那些地区远离政治中心，或是国家、省、县的边缘地带。贫穷，是土匪长期存在的潜在原因，饥饿又是通向不法之途的强大动力。（引自《民国时期的土匪》[英]贝思飞著）
但历史学者吴思观察到，匪与官之间会产生身份切换，由此他提出五个推想：
1、匪变官，也就是土匪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征收定额保护费，然后提供“公共服务”，跟官府一般；
2、官变匪，在民国时期实行防区制的四川，防区的军阀为了扩充实力，征收苛捐杂税，涸泽而渔，“有些地方预征田赋已到民国100多年。”行径与土匪无异；
3、匪变民，土匪肆掠，能抢到的东西越来越少，单个土匪的抢劫收益逐渐下降，到临界点，土匪觉得做农民收益更大；
4、民变匪，是与匪变民方向相反的推想，做土匪的收益超过做农民；
5、变法改制，为了追求血酬长期化，土匪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
关于第一推想“匪变官”，例证就是四川广汉的土匪“鉴于普遍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现象，会断了他们以后的饭碗，于是用抽保险费代替普遍抢劫……这样一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逃亡开始减少，匪徒们坐享其成。”
土匪收费后，承担维护治安，抗击外匪的责任，有时候还杀几个违法的本伙兄弟以示信用。这一时期“官”与“匪”的身份极易切换，“民”与“匪”的身份也极易切换。这一事实，为窥见社会生活的残酷真相提供了最大便利。
民国时代的土匪有多少？据中共早期活动人士朱新繁的统计，1930年，保守估计全国的土匪人数为2000万左右。广汉这个地方，不仅是“天府之国”的核心地带，离省会成都不过40多公里（因城区扩大，现只隔23公里），又处在交通大道上，也不能幸免。
1921年阴历五月，一个叫荀实的先生打算从德阳经广汉到成都（德阳今距成都41公里，城区扩张之前估计在六七十公里左右），到德阳找到熟人后，被告知最好先留下，买一张“护商票”，等到四川边防军赖总司令进省城，随着军队一道，才能保证安全，防止土匪滋扰。
在德阳逗留等待的10多天里，荀先生曾壮着胆子走出城门，城外见不到一个人，一平如镜的川西平原多已荒凉。在赖总司令两团精锐部队的精心保护下，荀先生等商旅人士方途经广汉，安全抵达省城。
广汉土匪世界的形成，只是民初土匪社会形成的缩影。
其实即使到晚清末年，中国大地上的土匪还只存在于边远地区，清朝的土崩瓦解，各项拟议中的改革尤其是地方自治刚刚兴起，革命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王纲解纽，而新政权对此突然变故茫然无措，社会秩序崩溃，陷入丛林时代，全国各地盗贼蜂起，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受到土匪强盗的滋扰危害。这成为普通公众迫切希望出现强人政治和强人政府的重要原动力。
现代土匪
1993年春节后，我坐上从成都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学。挤上车后，发现额定载客人数100来人的硬座车厢，在始发站就上来四五百人，所有乘客都是前胸贴后背。
车刚驶离成都站，我所在的那节车厢门口八九个车匪路霸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拉网捕鱼一般，一个挨着一个往前搜身，抢光一个放过一个，稍有不从便拳打脚踢。车厢太挤，根本无法逃脱。一个外出打工的只有20块钱，挨了几耳光，劫匪骂道：“麻辣个×，出门不带钱，滚。”我内裤上缝着1000多块钱，想想完蛋了。
就这样抢了一个小时，马上轮到我时，车到德阳，刚一停车，他们迅速逃得无影无踪。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快到绵阳，乘警才接到报警，过来了解案情，并简单记录，叮嘱乘客自己看管好钱财。
同车厢来不及换座在一起的一位乐山籍校友后来告诉我，他被搜出学生证，一个劫匪说道：“学生就算了。”始得幸免于难。真是“盗亦有道”。这是平生第一次遇到车匪路霸。
此后每一次寒暑假坐火车，都会遇到车匪路霸。我的遭遇是，在四川境内，以抢劫为主，在河南境内，以偷盗为主，几乎次次遇到。而陕西和安徽境内，则偶尔会遇到偷抢。经济条件稍好一点后，我便坚决不再坐硬座了，无论如何要弄张卧铺票，求个平安无事。毕竟“盗亦有道”的事情迹近乎传说。
每次来去，问问来自祖国各地的同学校友，基本上都是一般遭遇。
此外，跑运输做生意的，也不能幸免，除了文章一开头的那种拦路抢劫，我还听说过一种更为巧妙的抢劫方式。
由于交通落后，当年的很多公路不仅弯弯拐拐，而且路面狭窄，在一些急转弯的地方，有的村民故意在靠近路边的地方修建房屋，然后顺着房顶，向公路一方伸出一长截木片或竹竿，上边顶着一些瓦片，大货车经过，一不小心就会挂到那些伸得老长的竹竿木片，瓦片掉地上，清脆响亮，摔成一大片。
这还了得，男男女女的一群人跑出来拦住车，要求赔偿，好说歹说，总要被讹诈一两千元方罢。
在上世纪90年代，车匪路霸问题简直就是社会毒瘤，党中央国务院多次集中精力整治，收效甚微。但凡外出的，不管是求学、打工、经商、搞运输，提心吊胆，苦不堪言。
他们怎么就消失了？
后来，不经意间，这种被讥为“很有前途”的职业却大体消失无踪了。我很纳闷。但细细琢磨，其实是有原因的。
除了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还有一些根本性的技术变革：
其一，全国逐渐建立了高速公路网。大大小小的机动车辆，载人的、运货的，通通上了高速，谁敢到高速公路拦车抢劫去？
其二，通讯技术高速发展，手机普及，随时可以报案，警察理论上可以火速赶到案发现场，劫匪得掂量一下自己的动手速度是否够快。
其三，天罗地网一般的监控，也使劫匪们胆战心惊。
这大概是从古至今，唯一由技术进步消灭了的罪恶职业。
地理环境虽然未必能决定一国、一地人民的品质，但说它有重要影响总不为过，否则不会有“穷山恶水出刁民”的民谚。中国有很大一部分地区都是山地，崇山峻岭也不算少，它一定为“山大王”们营造了想入非非的空间环境。
从车匪路霸消失的角度切入，可以发现，交通为首的巨变，重建了普通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世界；它不仅改变了所有人的经济生活，进一步讲，它重塑了人际关系、民俗……等等。
大而言之，它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很可惜，似乎没有多少政治学者、文化学者、社会学者去做实地的调查、评判，真是太可惜了。
责任编辑：刘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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