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学学费又要涨？先财务透明吧！
作者：任大刚
来源：公号“冰川思想库”
广东省日前印发《关于调整公办普通高校学费的通知》，将广东公办普通高校整体学费标准提高20.2%，4月，江西也调整了公办普通高校学费标准：调整后平均学费水平为4000元，比现行3910元提高2.3%。
早在2007年，国务院就发出“限涨令”，要求5年内各类学校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的相关标准。
但到2013年，高校学费开始出现一轮“扎堆涨价”的热潮，广西、福建、山东、浙江、江苏等地先后上调了高校学费，其中艺术类和医学类的学费涨价幅度较高，个别省份达到76.67%。
2007年限涨令的背景是，此前数年，过高的大学学费造成很多家庭悲剧，遭到舆论强烈谴责。
如果从2007年算起，很多高校将近10年时间没有调整学费，而这10年间，物价和人力资源成本、高校债务负担均大幅提高，公众有理由担心发生学费的“报复性上涨”，学费逼死人的现象再次出现。
学费成了家庭和政府的博弈
大学的收费问题异常复杂，它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教育问题。
从经济角度来说，它涉及教育成本的核算、分摊和教育经费的筹措；从社会角度来说，过高的学费将影响低收入阶层子弟获取高等教育并向中上阶层流动的机会；从政治角度来看，如果过高的学费令越来越多下层民众子弟丧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影响到社会稳定，公立高校的办学宗旨也将受到质疑；从教育角度来说，高等教育价格体系制约着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
所有这些层面，综合起来无非两层意思：该不该收学费？收多少为宜？
尽管中国大陆的公立大学大规模收费已有近20年，但鉴于过去有三四十年间上大学不用交学费，而且还有生活费补助，因此一般人内心深处不满大学收费，对高收费更是反感有加。
问题是，过去不收费，是因为当时的大学为“精英教育”，受教育者人数少，政府财政可以全额负担；但是随着“精英教育”逐渐转变为“大众教育”，大学在校生越来越多，政府财政无力全额负担，加之大学毕业获益明显，使大学的经费来源逐渐演变为财政拨款（以及上级补助）、事业收入（包括学杂费收入、科研经费、培训费等等）、经营性收入和捐赠。其中后两项弹性很大，很难有收入上的刚性，比较稳定的还是财政拨款和学杂费收入。
因此，学费问题，也就是“收多少为宜”的问题，实际上成了学生家庭和政府之间的博弈。
理论上，财政拨款多，学杂费就少；学杂费多，财政拨款就少。基本数据也支撑了这一结论，比如2000-2010年，中国高校学杂费收入在教育经费来源中占比，从21.3%上涨到超过33%，而2001-2010年，政府财政拨款的占比，从58.47%下降为48.75%。
当然，具体到每一所高校，占比数据有很大不同，总的说来，985高校和211高校，财政拨款数额较大，比例相对较高，学杂费要低一些；而二三本院校，学杂费较高，财政拨款数额小，比例相对较低。
高校学费涨价过于随意
2013年第2期的《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刊文认为：“在公立学校收费的国家，从价格区间来看，低收费往往是象征性的，或者低于教学成本的10%；中等收费相当于教学成本的15%~30%；高收费如美国一些高校的本科生学费，占教学成本的30%~40%，甚至45%。”
无疑，以2010年学杂费收入占到高校教育经费的33%计，总体而言，中国公立高校处于高收费行列。
数据似乎支撑需要继续加大财政投入比例的结论，但是要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中加大教育或高教投入占比，难度之大，众所周知；同时，央广“中国之声”也报道称，有媒体调查显示，76.1%的受访者明确反对高校上调学费。
面对财政投入扩张有难度而学生家庭普遍不愿意支付高学费的局面，高校方面要通过获得更多财政支持和上涨学杂费以提高收入，就应该有过硬的理由，而最过硬的理由无疑是——账本。
要求公立高校公布账本，并非想入非非。2010年9月1日实施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第七条明文规定，高校必须主动公开的信息包括“学校经费来源、年度经费预算决算方案，财政性资金、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而据我有限的观察，并非所有高校公布了账本。公布了账本的，也有详有略，有些简略到难窥究竟的地步。2014年7月底，教育部发布“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意图规范。
难以想象，不向公众公布相对详细账目的公立高校是如何确定收费标准的，又如何能够吸引到大笔捐赠。
而正因为公布的账本粗略，公众可以看到很多古怪的收费情形，比如有的学费上涨3000元，这个3000是如何测算出来的？为何不是2900或3100，而恰好是个大整数？这样的上涨一定没有精确测算过，显然太过随意。
这种收入的随意性，注定了开支必定存在随意现象。这些年来一些高校修建了一望无边的校园，奢侈豪华的办公设施，很多高校因此负债累累的消息屡见媒体，学生家庭是否要为此买单？
发达国家大学收入主要靠捐赠
为了因应舆论而冻结学费上涨，只是权宜之计。为今之计，公立高校应该根据账本，每年拿出调整学费的足够理由，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理解，更重要的是， 财务透明，是高校赢得社会捐赠的最重要的前置条件之一。
在发达国家，社会捐赠是很多大学的主要收入来源。例如，2002年耶鲁大学捐赠基金收入占学校总经费的28%，麻省理工学院捐赠收入占学校总经费的20%；2011年，哈佛大学捐赠基金收入为12亿美元，占学校运营收入总额的31.58%。美国研究型大学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16.25%。普林斯顿大学校友捐赠率高达61%，而圣母大学和哈佛大学校友捐赠率同为48%。
与此相对照的是，1998-2000年，中国大陆社会捐集资收入在普通高等学校经费收入中占比分别为2.1%、2.3%和1.7%，此后，社会捐集资收入占比基本持续下降，到2011年则降至0.54%的新低。
若将社会集资办学收人排除，则社会捐赠收人更降低至近乎零点水平。2004年我国中央所属普通高等学校捐集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2.26%，2011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获得的捐赠资金中各有2个校友的捐赠资金达到了1亿元以上，也就是说捐赠资金的50%以上是由其中2个校友捐赠的。
中国今天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社会向大学的捐赠，与这个经济地位严重不相符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高校财务不透明，使捐赠者严重缺乏参与感，是其主要原因。
此外，新富人群尚处在为财富本身而兴奋的阶段，尚缺乏为荣誉而捐赠的心理基础。再有，高校怎样使他的学生产生归属感，也是大可研究和实践的问题。
问题是多方面的，有缓有急，有难有易，现在不妨从急迫的、容易的环节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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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