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死去的孩子，绝望的穷人，消逝的乡绅
作者：一笼 来源：公号“主编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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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愿再次详解那血色一幕：
甘肃，康乐县，阿姑山村，28岁女子杨改兰，杀死了自己的4个孩子，包括一对龙凤双胞胎，随后自杀。数日后，她丈夫料理完后事，服毒自尽。
警察正在调查，媒体正在跟进，国务院扶贫办工作人员，已进驻这个村庄。
一场追责风暴，也在网上发酵：不是说好了要精准扶贫吗？为什么，那样一个土坯房子的家庭，享受不到低保？
当地政府和村干部，拿出了家庭收入数据和低保认定程序：
根据收入数据，杨家不符合低保标准；根据认定程序，杨家没有被村民提名为低保对象。
如果数据没有造假，如果程序没有违规，如果走访确实到位，我真的觉得，无法苛责这些干部。尽管有些干部名声不好，但在这起事件中，他们作为行政和自治体系中的一个零件，拿一份俸禄做一份工，完成了工作职责。至于道德良心，谁知道呢？或者说，又有多少人经得起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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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案发到现在，每个人都在追问，是什么制造了这一悲剧？是什么让这个女子如此狠心？
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也不会有确切答案。
死者已经入土。他们无法言语。
活着的人——这个原本的八口之家，现在仅存的父亲与奶奶，还要继续生活。他们不能言语。
媒体报道和政府回应，给出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背景：贫穷，以及家庭矛盾。
这些背景，累积在那座所有人都见过的破旧房子上。
因为贫穷，这个家庭即便拿到低保，拿到房改补贴，“1万多元还不够师傅烟酒钱”，所以，不能建房。
因为丈夫是倒插门，被奶奶看不起，“曾遭鞋垫扇脸”，“不想让他在院子里建房子”，即便是咬咬牙能省出一点钱，即便是工作队多次上门做工作，所以，他们还是不能建房。
与贫困和家庭矛盾俱来的，是这个家庭的孤独。
《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报道中，用了专门一节来展现这个家庭的孤独：在（当地）一康姓村民看来，家庭各方面好了，交往的人自然就多了，杨家情况差一些，交往也就少了。据一些村民反映，在老爷湾社，这些年来，杨改兰家只和几家本家有往来，和其他村民来往很少。
贫困的压力、家庭矛盾的压力，以及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交往的孤独，带来的是无休无止的绝望。
这样的绝望，最终演进成了对人性的考量，正如历史上那场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实验发生在1971年，主持人是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
他招募了心理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分为狱卒、囚徒两组，置身于监狱环境。
实验刚开始，学生们都在努力扮演既定的角色——严厉管教的狱卒与绝对服从的囚徒。
实验原计划进行两周，但是，仅到第六天，原本单纯的学生，已经变成了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崩溃绝望的囚徒。
杨改兰，一个原本和善的年轻女子，变成了那个绝望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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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脆弱超乎人的想象，尤其是在程式化生存下的今天。
在城市，尽管衣食无忧，但也会经常喊一句“压力山大”，也会经常看到莫名跳楼的工人、英年猝死的白领。
在农村，尽管他们不会说出“压力山大”，但谁知道他们生存境况的无助与内心的苦楚。
这样的无助与苦楚，往往是世俗化的存在。它可能来自于贫穷或相对贫穷，来自于家庭矛盾，来自于各种原因产生的孤立感，来自于其他。
它既和法令法规、施政纲领赋予的“让老百姓有获得感”——比如社保、扶贫有关，其实，又不尽然如此。
比如，要不要改建房屋、倒插门女婿的家庭地位，这些事，清官也难断啊。
因此，我们关注杨改兰这种“盛世下蝼蚁”的绝望，既要探究财富分配、社会保障等层面的问题，也不能忽视——如何排遣社会底层杨改兰们的绝望。
这样的绝望，其实在哪个时期都存在——即便实现了全面小康。比如，甘肃省康乐县的干部说，阿姑山村已经整体脱贫，但还有几户人家没有脱贫。玩这种统计把戏和语言游戏，又有多少意义！
旧时，人们更穷。比如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小时候就遭遇过这样的绝望。
虽说姓刘，发达后自称是汉高祖的后代，但他实际上就是一穷苦人家孩子。母亲分娩后因病去世，父亲无力请乳母，一度打算将他抛弃。
但是，正因为他姓刘，刘氏家族伸出了援手，让他活了下来，故小名寄奴。长大后，他成就了一番功名。
刘寄奴贫穷的背后，有家族。家族的背后，潜藏着一个群体——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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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乡绅，年轻时，他们怀着四方之志，离开家乡，为国效力。年老时，他们带着一身荣耀，重返乡里，相见于父老。
尽管乡绅最终在教科书上成了“土豪劣绅”，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曾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作用。
一般而言，他们是家长里短的仲裁者，村规民约的捍卫者。
“乡绅们在不断耗费自己精力、时间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情况下，也在不断增加自己的权威。反之，抑或是对人、事处理不公，削弱着自己的权威。后者必然被社会淘汰。”有论者这样表述。
也就是说，清官难断的事，他们可以断。清官察不到的苦，他们可以问。
只是，现在钞票太坚挺、社会太坚硬。
我们眼中，只有那些“混得好的人”。如果还有哪个大爷拿本旧书对你指手画脚，你若客气，堆个笑脸，你若不乐意，转身就走。
“乡绅群体的消失，使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乡村的凝聚力也随之消失。”
山西大学刘毓庆教授曾这样追问：
在与六畜、五谷相互依赖、关爱中成长起来的人群，是否比叫卖喧嚣中的生命，更具有“仁人而爱物”的情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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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已经无法回到现实。
而乡村的传统文明与秩序，依然在现代治理和经济大潮中支离破碎。
如何让乡土社会重新粘合？
去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重视现代乡贤》《用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两篇文章，再谈“乡贤治理”之作用。
对杨改兰而言，这是一场没有抵达的救赎。
责任编辑：刘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