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海涛 来源：公号“海涛评论”
当“蝼蚁”刷屏，我想到中国有句老话，“蝼蚁尚且偷生”……
甘肃康乐县28岁农妇杨改兰杀害4个子女然后自杀的事件，是一个为具震撼的“热点新闻”。震撼之处在于，我们很难将它“合理化”。
比如，我们可以“理解”白银的高承勇强奸杀人，那是因为他心理变态；比如，我们甚至可以“理解”恐怖分子，因为他可能认为遭受过压迫或不公。但是，我们如何理解杨改兰一口气杀死自己的4个孩子呢？
虎毒不食子，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底线，杨改兰放弃或失守了这个底线，我们如何能理解她呢？
如果不能“理解”她，不能为她的行为找到一个可以讲得通的理由，我们终将内心不安。《西部商报》最初语焉不详的报道里，便试着从“贫穷”的角度去理解杨改兰的行为——报道中提及了她家的贫穷，尤其是“她家的低保三年前被取消”。澎湃记者随后做了调查报道，也展现了杨改兰贫穷而沉重的人生。
于是，底层，弱势，贫穷，绝望，这些标签，就顺理成章地贴在了杨改兰的身上。继而顺理成章的是，这些标签，都是社会造成的，所以，这个社会需要对杨改兰的所作所为负责。
事实上，我无法接受这样的“顺理成章”，因为当下拥有这些标签的中国人有千千万万，无论多么贫穷多么绝望，也不至于残杀自己的亲生骨肉。所以，几天来我对这个惨案保持了沉默。
直到《盛世蝼蚁》刷屏，有读者向我留言“应该写点什么”，我还是感到为难——我无法将杨改兰的悲剧直接归结为社会原因，更不能因为“一个人为面包犯罪这个社会都有罪”——从而接受“整个社会对4个孩子的死都是有罪”的判断。
当然，我也难以指责那个28岁拥有4个孩子的农妇，比如，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即便到城里去扫厕所、当乞丐，也能养活4个孩子——这显然有“何不食肉糜”的嫌疑。至于，杨改兰是一个杀人犯这样一个事实，我和很多人一样，是有意回避的。
不能批评她，不能认同她，不能谅解她，不能认同“她弱她有理”，所以，当我看到盛世蝼蚁一文中“控诉社会的逻辑”被刷屏，直觉上是难以接受的。但我又理解公众刷屏的心理——我们总要找一个理由解释这场惨剧，我们总要找一个出口释放内心的不安——指责社会不公、控诉贫富差距。
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就在那里，这种指责和控诉也不无道理，但显然在为一个“杀害4个孩子的杀人犯”开脱。难道足够贫穷，杀害孩子就可以被谅解？在内心里，我无法接受一个母亲因为生活太苦而残杀自己的孩子，更无法接受因为贫穷而杀害自己的孩子就可以被理解。
这当然主要是因为我无法设身处地地处在杨改兰的立场。但既然写下这个题目，我还是要为杨改兰的杀子杀己的行为找出一个解释。
我愿意寻找“第三条路径”来做这个解释——我倾向于寻求“科学依据”或“医学依据”而不是“社会学依据”。
从科学或医学的方向解释，我认为杨改兰患上了抑郁症，抑郁症患者是有自杀倾向的，抑郁自杀还包括一种“扩大性自杀”的自杀行为——是的，扩大性自杀。
扩大性自杀的定义是这样的：扩大性自杀，又叫“慈悲杀人”或“怜悯性杀人”，是自杀者不忍心自己死后亲人遭受痛苦，而把亲人也一起杀死的行为。
看到这个定义，我暂时找到了一个可以解释何以“虎毒食子”的“科学依据”——那就是，杨改兰是一个“病人”。这样的解释，缓解了我内心的不安。我可以理解“病人可以杀人”，但不能理解“穷人可以杀人”。因为如果贫穷到绝望杀人就可以被理解甚至谅解，那这个社会更加可怕。
遭遇贫穷，遭遇绝望，遭遇暗无天日的生活，这在中国不是个案，甚至大面积地存在。但相当多的人，在贫穷的日子里，也能保持家庭的和谐，甚至以苦为乐。中国人对苦难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很多中国人接受了饿死的命运，也没有动过杀人和反抗的念头。
至于说到把杨改兰比喻为蝼蚁，十多亿中国人里，蝼蚁是无数的。不仅是底层人如蝼蚁，你觉得坐在高楼里的白领不是蝼蚁么，你觉得辛辛苦苦为一套没有永久产权的房子打拼的所谓中产不是蝼蚁么，你觉得那些焦虑不安的所谓精英层不是蝼蚁么，你觉得那些胆战心惊的高高在上的人们不是蝼蚁么。有人说，蝼蚁被刷屏，是因为俯视蝼蚁能够获得优越感，我不这么看，我倒是觉得，大家觉得自己也不过是一只蝼蚁吧。
但是，大家都坚韧地活着，因为“蝼蚁尚且偷生”，因为蝼蚁也没有杀死自己骨肉的权力啊。
我想说的是，我们生而为蝼蚁，其实是一个常态，财务贫困、权利贫困普遍存在，但这不是自杀并“带走”子女的理由，更不应该是杀人可以被理解和原谅的理由。所以，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让我“理解”杨改兰：她是一个病人。
当然，至于杨改兰为什么成为一个病人，你仍可以分析出多种“社会原因”。如果非要这样说，还不如直接说原因是她“投胎有误”，就像她的4个孩子，为何偏偏有这样一个母亲……
责任编辑：刘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