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志兴 来源：公号“周说”
黄兴国的落马，很多人在猜测具体原因，以及为什么会这么毫无先兆。其实，看看习主席最近的讲话，就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习主席提出，要把“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交织”的领导干部列为重点查处对象。
反腐败斗争中增添了政治属性，这也是中央巡视组实行的“政治巡视”依据……
还有一个月就要过62岁生日了，但是，老天似乎决定给一路仕途顺利的黄兴国一点颜色看，就在这个时候，对他隔离审查的指令下达了。我想，作为进入官场44年的“老江湖”，他一定不是一点心理准备没有。天津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居然让他代理了600多天市委书记。
天津市委书记这把椅子，坐上去就是政治局委员，全中国最有权力的25人之一。让他在旁边走来走去，干着这把椅子主人的活，但是，又不让他坐上去，显然最高领导对他有些不满。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市长和代理书记一肩挑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似乎又表示了高层的某种信任。
到底是信任，还是不信任？他的心里一定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心里忐忑着，脸上还不能被看出来，他是官场老手，当然做得到。他心里翻江倒海，表面却一如寻常。
媒体报道了他在市领导岗位上最后一周的工作情况：
9月3日到武清区、北辰区出席天津市互看互比互学活动；9月4日到津南区、宁河区出席天津市互看互比互学活动；9月5日至6日陪同中央领导考察天津；9月6日晚主持召开天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领导重要讲话精神；9月7日上午到东丽区出席天津市互看互比互学活动；9月7日下午国务院安委会第四巡查组向天津市政府反馈5月上旬至6月底对天津市的安全生产巡查情况，作表态发言；9月8日下午在天津市互看互比互学活动总结会上讲话；9月9日上午到河西区梧桐中学看望教师和同学们，出席天津市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9月9日下午在迎宾馆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胡志强。
高节奏地运转之后，他终于停了下来。
9月10日落马。
作为一个直辖市的最高长官，他一定还有很多工作是不能被媒体报道的，如果加上这些，他应该是忙得脚打后脑勺。
忙不怕，心总是悬着，这日子不好过。
尤其是身边还突然来了一个“武松”。
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在2015年1月“空降”至天津担任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姚增科1983年进入中央纪委工作，长期在中纪委负责查办中管干部案件的纪检监察室任职，拥有丰富的“打虎”经验，曾任八室副主任、主任，七室主任等职，2007年获任监察部副部长并入选中央纪委常委。
这样，不但心悬着，头上还悬了一把剑。
在黄兴国的仕途上，大概从来没有这般山重水复，只是，他看不到柳暗花明了。
黄兴国1972年初入政界，起点是浙江省象山县晓塘公社团委书记，那时候，他才十八岁。此后他历任象山县委书记、台州地委书记、浙江省副省长、宁波市委书记等职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内的官员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科班出身的高学历甚至是海归，他们理论水平高于实践能力。还有一类是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学，而是边干边学，最后补了好听的文凭。他们实践能力高于理论水平。
黄兴国属于后者。
一般对他的印象，就是能干，处理问题的手段高强，善于治理地方。这一点，从他的履历就可以看出来。
我相信，黄兴国是以自己的努力来换取前进路上的一帆风顺的。起码是在他起步的岁月里。
他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有过难忘的40分钟。
那是1985年12月29日上午9时25分至10时5分，胡耀邦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在象山丹城东谷湖招待所停留。据象山党史办人员回忆文章，在这四十分钟里，31岁的黄国兴作为象山县委书记，与县长张启楣全程陪伴，并回答了胡耀邦诸多提问。
现在来看这些问答，黄兴国的回答非常简洁明了，同时不忘点出当地经济亮点。讲到与台湾往来情况时，他回答道：“去台湾1200户，2700余人，回来定居7户，探亲5人。回来的人，我们都叫他带信回去。”
给时任总书记留下的，是一个干练的县委书记的形象。
不但能干，而且会干。特别是在某些节点上。
1989年的《宁波日报》则以《原象山县委书记黄兴国调任时不受吃请植树留念》报道了黄的话别。那时，35岁的黄兴国面临一次重要的升迁。报道说，“一些单位得知黄兴国调任的消息后，想请他前去叙叙旧。黄兴国得知这一情况，马上订了一条纪律：不准搞任何形式的吃请、送礼，也不开欢送会。”
他的离任纪念是在县城丹城公园种下两株玉兰树。
不能否认有作秀的成分，同样也不能否认，那时的他，还是严格要求自己的。
2015年4月，天津市长黄兴国出席一次揭牌仪式十几年以后，年近五十的黄兴国已经顺风顺水地步入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了，他为官的本领也更加炉火纯青了。
2001年9月，媒体报道了时任宁波市委书记黄兴国关于自己个人情况的汇报，他说：
“我家有三口人，妻子在省人事厅专家局工作，处级干部；儿子在北京读书，大学二年级；父母年事已高，在象山老家安居。我的住房是任省政府秘书长时办公厅分配的，建筑面积120平方米；我的用车是任副省长时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按规定配的；我家的年收入，妻子2万元左右，我3万元不到，共5万元左右。两年内共出国考察两次，……对外交往中的礼品按规定登记上交。”
一个廉洁的形象呼之欲出。
这是黄书记的一个创举。他上任后，提出“廉情公布、民主监督”的建议，即官员需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廉情”，这个建议毫无悬念地在宁波市委全体会议上得到集体支持。
其实他很得意于这些做法。所以，当他奉调离开宁波到天津上任时，在告别诸位同事的时候他这样说：
“刚来宁波时，我曾公开作出三条承诺：一是绝不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私；二是决不允许家人和亲朋打我的牌子办私事；三是决不允许我的下属干部出于好意为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办事情。”
说这些话时，他仍然踌躇满志，因为他知道，他的阵地，不再囿于浙江了，在浙江这片海里成长为一条大鱼后，更广阔的大海，在等待着他。
当然，黄兴国也不会忘记表态，他说：我一定带头坚持讲党性、讲原则、守纪律，要求大家做的，自己首先带头做到，自觉遵守廉政准则，始终坚持廉洁自律，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严格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谋任何私利，不搞任何特权。我会自觉接受同志们的监督并恳请广大干部群众予以监督。
黄兴国任职天津期间，确实带来了一股浙江沿海的新鲜空气。虽然诟病也不少，也有人把“黄兴”改成了“黑心”以逞口舌之快，但是，天津的经济增速成绩也有目共睹。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天津GDP增速领跑全国，排名第一；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GDP增速都排在全国第三。黄市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对天津发展充满信心，并公开表态“20世纪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初是天津”；“上世纪90年代许多人才都涌到深圳，叫‘孔雀东南飞’，我们希望大量人才聚集到天津来，叫‘大雁北回归’”。
直到2015年下半年的那声大爆炸。
天津大爆炸后，李克强与黄兴国一起视察爆炸现场“8.12”天津大爆炸时，他接手天津代理书记不久，眼看着要坐上政治局委员那把交椅的时候，祸从天降。说从天降肯定是不准确的，市委市政府的责任一定比天还大。不幸的是，他是两个一把手挑在一个肩膀上。因此，也成了事件中备受关注的官员。
但直到爆炸发生后的第八天，黄兴国才出现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并解释“作为总指挥，集中精力指挥救援，今天才和大家见面”。但他的姗姗来迟，被媒体解读为处理重大事件“力不从心”。时至今日，当地居民回忆起“8.12”大爆炸，仍心有余悸，难平事发地附近居民精神创伤和物质损失。来自国务院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显示，截止2015年12月10日，已核定的直接经济损失68.66亿元。黄被调查的消息公布后，天津众多当地居民再次将爆炸事件带来的痛苦与不满撒向黄，这也成为外界猜测其落马的因素之一。
黄兴国这样一个从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高级官员，要说他从头开始就贪，谁也不会相信；同样，要说他是一个无能之辈，也不会有人相信。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素描黄兴国的故事，我看，有两点值得思索：
一是现在很多领导干部是忐忑不安的，他们总要揣测上意，透过蛛丝马迹来分析领导对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主要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升迁荣辱是系于领导一身的，也许不是一个是几个，但是性质一样，就是存在人身依附关系。
像黄兴国这样的领导干部尚且如此，黄以下还有层层级级的官员，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忐忑着，这活儿能干得好吗？
二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官员，从开始的廉洁奉公积极肯干，一步步走到贪腐的悬崖甚至坠崖牺牲呢？不只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有比个人因素更强大的社会因素在为他们规划了一条不得不走的道路。
有什么办法能在现行制度下，对官员有更多的引导和制约呢？
不能说党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前些日子到一个省里去，当地的官员说，纪检部门下发了一些表格，让配偶填写，你的丈夫或者妻子通常什么时候回家，和什么人交往，其中商人和其他的人各有多少，等等，让社区干部也要填写，住在这个社区的官员通常什么时候回家，平时和谁交往，等等。看起来是笑话的做法也在照做不误，说明是真想管好自己的干部，也是真没好办法。
回过头来再说黄兴国的落马，很多人在猜测具体原因，以及为什么会这么毫无先兆。其实，看看习主席最近的讲话，就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习主席提出，要把“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交织”的领导干部列为重点查处对象。
反腐败斗争中增添了政治属性，这也是中央巡视组实行的“政治巡视”依据。在以往的打虎案例中，也多少反映出了这样的倾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周本顺和王珉。周本顺存在“欺骗中央、妄议中央”、搞两面派的问题。王珉在个人的政治期望落空之后，消极堕落、甚至抵触中央。
他们的落马虽然无疑与腐败问题有关，但政治上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说“导火索”究竟是什么，要看站在哪个角度看了。
黄兴国呢？我不去猜测，等着正式的宣布。
责任编辑：刘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