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新华 来源：公号“经济学家告诉你A”
上一篇《难以跨越的思维鸿沟：林毅夫琢磨砖，张维迎研究墙》写了市场和政府的差别是算法的差别。
市场是按价格来计算，故必然使结果指向消费者的意愿；政府干预则扭曲价格，这种算法毁灭财富，会死机。所以，重点不在官员和企业家的素质差异，而在于算法。一个“懂”投资的官员，如果是以个人产权去投资，的确可能被市场算法选择为懂投资的企业家；一个懂投资的企业家，如果去做官搞政府投资，就马上变成了不懂投资，因为政府干预的算法无法算出来谁是懂投资的官员。
1万个智商150、大公无私的人搞计划经济，和1万个智商80、自私自利的人搞市场经济，谁更繁荣？后者！因为后者会把正确的投资算出来，而前者不能。张五常举过一个例子：两个不精明的人随机开加油站，一个开在公路边，一个开在高山上，前者能赚钱，后者只能倒闭。市场的算法下，不需要你高智商，哪怕你是误打误撞而对的，也能被市场的算法算出来。
看到很多人说：“张维迎太理想化了，对现实视而不见。哪个国家没有产业政策？”的确，美国、日本、欧洲都有产业政策。问题是，这些产业政策发挥了什么作用？产业政策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并存，但产业政策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就像中国的发改委，空间上和中国的高速增长并存，但发改委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吗？尽管发改委的名字中有“发展”两个字，但它是阻碍发展的。
经常有人把市场创造的奇迹归功为产业政策。日本的通产省就是一例。日本高速发展，很多人说，通产省规划得好，功不可没。好啊，那就让通产省更多规划吧，结果呢？日本失去20年。
又比如美国“扶持”硅谷发展的政策，其实只是因为硅谷本身就能发展起来，美国政府只不过适逢其会而已。幸好美国政府只是弱规划，所以并未对硅谷的发展造成太大的破坏，假定把硅谷完全交给美国政府规划呢？那恐怕又是一个通产省悲剧。
中国的情况很有意思。
经济学者朱锡庆写过一篇文章质疑比较优势原理，说政府规划也可以人为创造产业的比较优势。他举的一个例子是，他曾参与某个产业园的规划，官员、学者们经过调查、分析，确定了发展某个产业，那个产业真的发展起来了！
朱锡庆教授搞错了因果。产业园是大幅减税、免税的，干这个产业的企业家们，自然会涌到产业园来。这并非是官员、学者人为制造了产业优势，而是企业家们敏感地找到了税收洼地。
假定政府不是只在产业园减免税收，而是普遍减税，则更多的产业得到发展，而不是只有产业园里的产业得到发展。
同一个例子，视角不同，看到的东西就不同。
有人说，不是不要产业政策，而是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难道减税的产业政策也不好吗？
减税，是政府一定程度退出干预，是给市场的算法更多空间。
对某几个产业减税，多少是一种进步，好过对任何产业都不减税，这是对的。但这不能说成产业政策的成功。
假如摆脱产业政策的思维，对所有产业减税，会更加成功。
一个人偏科，数学60分，语文80分，不能说成偏科的成功。
因为如果不偏科，都努力，数学80分，语文80分，更成功。
再谈中国的基础设施。
地方政府受税源的指引，在预期税源充裕的地方搞基础设施，以扩大税源，地方进行竞争，投资者进行选择，这实际是让投资者投票，实际上是部分地向市场的算法让步，所以也呈现出部分的成功。但也有巨大的浪费，因为算法并不充分，主要是供给方竞争不充分。一旦政府离开税源的指引，为了所谓的产业扶持、振兴某地等理由而大搞基建，浪费就更加明显，这是因为放弃掉了投资者投票。经济学家谢作诗去东北，就享受了车流最少的高速公路。
不少人以为，私人不会去修路，因为无法收回投资，所以这事只能政府来干。
他们忘了思考，修路能使土地大幅增值。地方政府修路是亏本的吗？看看土地财政，看看税源的扩大，就明白了。
假如没有土地管制，私人当然可以通过股份制形式集中巨额资本，买土地，修路，坐享土地增值收益。你以为只有政府会做这个赚大钱的生意？企业家只会做得更好。
上海英美租界的公共设施、路，就是“地主”们组成的工部局修起来的。
如果深入理解了市场的算法，就会明白，你以为“市场失灵”的地方，其实可能是两个原因造成的：1、你以为“必要”的投资，市场的算法不认为是必要的，所以市场不去干，实际上它真的是不必要的，这不是市场失灵，是你的思维失灵；2、政府管制的存在，使得市场的算法无法应用。
林毅夫教授也是看到中国的高速发展和政府的“有为”在空间上并存，所以误以为是政府的“有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他没有看到的是，政府不断走向“无为”，才是过去高速增长的原因。张维迎教授看到了这一点。
中国的改革不是没有经历反复。但是，一旦政府试图更多“有为”，结果是什么呢？不用说了吧？
不从算法上厘清思维，就搞不清空间上并存的经济现象，究竟何者是因、何者是果。搞错因果，就会看到很多“成功”的产业政策，然后撰文呼吁，政府受到鼓舞，会搞更多产业政策。
这是注定要发生的事吗？
责任编辑：刘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