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导读：《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
作者：喻海翔 来源：公号“喻海翔”
八年前的夏天，我回国未久，选择在了成都定居。当时我才刚刚安顿下来，正期待着在一个陌生城市的全新开始。512地震余波已逐渐平息，北京奥运在全世界的注视中即将召开，次贷危机虽已在大洋彼岸开始肆虐，但是对于歌舞升腾中的彼时中国而言，一切似乎都还只是别人庭院中的风暴，自家地平线上那片若隐若现的积雨云而已。就在这时，我收到了来自东方出版社的询问，说是有一本英文专著着急出版，看我愿不愿意承担翻译工作。样书寄到，我一读之下，马上答应下来，然后放下万事、收起杂念，每天工作13个小时以上，用一个月的时间译出了这部20万字的书稿，以至于现在想来，在那个举国沸腾的8月，我甚至连一场与北京奥运相关的仪式和比赛都没有看过。
八年的岁月过去了。八年前，国人对于本书的核心概念“资产负债表衰退”还很陌生，而现在，这个概念早已在中国深入人心。无论赞同与否，在试图解构当前这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中国面临的重重挑战时，不管是学界泰斗，还是政策精英，“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概念已经频繁挂在了他们嘴边。现在，东方出版社又要重新再版这部书稿，这些都足以证明，这本书经受住了时间和事实的验证。
作为西方知名的经济学家，辜朝明先生的这本著作建立在他长年研究所得出的重要成果，即“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在经济学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崭新概念的基础之上。长期以来，对于大规模经济衰退的传统解释一般都认为：股市崩溃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等问题凸显，因此造成信贷紧缩，流动性陷阱产生，进而导致企业借贷困难，最终引发了整体经济大规模的倒退。基于这种理解，经济和政策界的主流观点对于这种大规模经济衰退的解决办法基本上都着眼于货币供给方，主张政府在大力治理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同时，主要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向银行系统注入大量资金，增加流动性，遏制并消除信贷紧缩现象，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但是资产负债表衰退概念却彻底颠覆了这种传统理念，经过对大量历史数据和资料的缜密细致的分析，资产负债表衰退概念认为：问题的根源并非货币供给方，而是货币需求方——企业。这种观点认为，经济衰退是由于股市以及不动产市场的泡沫破灭之后，市场价格的崩溃造成在泡沫期过度扩张的企业资产大幅缩水，资产负债表失衡，企业负债严重超出资产，因此，企业即使运作正常，也已陷入了技术性破产的窘境。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企业自然会将企业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在停止借贷的同时，将企业能够利用的所有现金流都投入到债务偿还上，不遗余力地修复受损的资产负债表，希望早日走出技术性破产的泥沼。企业这种“负债最小化”模式的大规模转变最终造成合成谬误，于是就会出现即便银行愿意继续发放贷款，也无法找到借贷方的异常现象。
与此同时，担心外界发觉自己已经技术性破产的企业，与极力避免既有贷款不良化的银行之间心照不宣地达成默契，对企业普遍存在的资产负债表失衡问题讳莫如深，从而使借贷方不足这个造成信贷紧缩、流动性停滞的关键因素深藏于幕后，不为世人所知，并最终导致了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大衰退期间所观察到的货币政策失灵现象的发生。
辜朝明先生通过详细举证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以及日本20世纪90年代大衰退后经济复苏过程的波折，指出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当今学术界主张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令人怀疑。
为了进一步说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及其应对措施，辜朝明先生创造性地将经济周期形象地分为“阴阳”两个阶段。当经济周期处于“阳”态阶段时，经济状况属于传统主流经济学可以涵盖的范围，企业资产负债表健全，将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利率正常，存在通货膨胀倾向。这时政府可以有效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控经济，而财政政策工具由于会产生挤出效应则应尽量避免使用。
然而当经济周期处于“阴”态阶段时，企业资产负债表失衡，出现资不抵债现象，企业大规模转向负债最小化模式，从而导致合成谬误，将经济拖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之中。此时利率降至极低点，通货紧缩现象发生，货币政策完全失灵，政府必须大胆使用财政政策工具来刺激经济复苏。
通过引入阴阳周期理念，资产负债表衰退概念最终得以体系化。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概念建立在大量的史实调查和验证之上，逻辑严密，自成一体，在经济学领域具有独树一帜的首创性，并且在当前席卷世界的这场经济风暴之中得到诸多事实验证。
对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学界尚有诸多争论和质疑。譬如这个概念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论证了面对资产负债表衰退时，货币政策无效性的同时，提出了只有强力而坚定的财政政策才是抗击危机的可行之道。然而仅就中国的经验而言，自从08年底推出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以来，可以观测到的是，尽管一轮又一轮的财政刺激方案不断出台，可是投资报酬每况愈下，到今天对于中国经济的提振效果日趋微弱，几近于零。与此同时，地方债务日趋攀升，僵尸企业尾大不掉，一方面是实体经济持续低迷，一方面是过剩资金不断扭曲房地产和资本市场。为此有声音认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境，但是其提出的应施以有力的财政政策予以对应的药方在中国业已证明失败。
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视角超出了传统经济学惯有的思维和分析模式。例如我们不仅要看08年之后的庞大财政刺激政策给中国实际带来了什么，同时还必须思考这一系列举措在这段风浪中为中国避免了什么。本书就以详尽的数据和分析指出，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举国上下损失了相当于日本三年GDP的社会财富，房价倒退到二十年前，全社会还经历了一场大规模去杠杆化过程的情况下，正是通过财政政策手段才使得日本GDP得以继续维持在泡沫经济顶峰期的水准之上。也正是由于这样，日本民众才能够在经受巨额社会财富蒸发的情况下依然维系生活质量水平不至下降，日本企业也得以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继续维持并不断修补受损的资产负债表，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十多年间，日本政府仅靠约300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手段避免了高达2000万亿日元的实际损失。
作为一个拥有全世界最庞大产能，将近8亿产业人口，社会贫富差异显著，社会治理结构刚性特征明显的中国，在过去八年当中，如果不是一系列果断而又卓有成效的财政刺激政策的话，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到底会发生什么实在令人不敢想象。考虑到这里，也就能够明白针对当前形势，最高管理层为何在一方面明确指出当前的危机应对“不能大水漫灌。。。。。。树不能长到天上，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的同时；一方面又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种姿态事实上也很好地印证了在一场资产负债表衰退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
此外，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意义还在于，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拨开经济万象的迷局，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和思考众多我们早已熟知，却难以厘清的现象和问题。就以中国投资报酬率严重倒退现象为例，如果依照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切入点，从企业方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是由于政府的强势主导和错误的政绩观导致大量投资更偏重于政治考虑，而并没有对市场保持应有的尊重，结果导致相关政策最终朝着相反的方向急驶而去；再就是我们存在着两类企业——国企和私企。在我们这个高度政令化的社会当中，国企的地位和影响力自然人所皆知，再加上十八大之后最高领导层全面推进政风党风建设的切实举措，使得各级部门和官员畏难拒责，不愿承担，宁愿把相关资源投放给国企而非效率更高的私企以规避政治风险。在我本人的实际调研中，一位私企负责人坦承，现在一定规模以上的公共投资项目基本上都被各类国企垄断，私企只能去抢一些国企不屑的小项目，或者从国企手中层层转包，在整个公共投资项目生态链中完全处于底端。而一个事实是，民营经济占到了中国经济总量的70%，解决了80%的就业人口。这种中国特有的企业二元化结构自然会显著削弱以公共项目为主要特征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这就需要在国家层面上，从顶层设计入手进行根本性转换，这也就是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最终真正带领中国突出当前经济困境，开创崭新未来唯一途径。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陷入一场迄今为止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经济危机之后，日本政府在利用财政政策竭力支撑住日本经济不至于整体崩盘的同时，早早就提出了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口号，以期在旧有发展模式逐渐失效，发展潜力和空间日趋稀薄的情况下，从根本上调整日本的产业和经济发展模式，为日本经济打开新的出口。然而由于缺乏战略性眼光和坚定的决断力，摇摆不定日本的政治家和企业家错过了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最佳时机，最终从当年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沦落到今天GDP不足中国一半的地步，并进而呈现出现在这种全社会上下心理失衡，极端化倾向浓厚，政治与经济举措呈现暴走趋势的结局。
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仅仅只有8千美元，即便与初级发达国家之间还有着很大的距离，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就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是与美日德英法这样的，人均GDP达到了3.7万美元以上的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问题，目前我们最主要挑战就是如何将这个国家依然存在着的巨大发展潜力和空间都有效释放出来。
显而易见的一点便是，中国现在拥有巨大乃至过剩的产能，同时也拥有着具有旺盛消费意愿和能力的庞大人群，仅这二者之间的差异空间便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因此不少人主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调整企业产能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错位关系，帮助和鼓励企业生产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从而转化过剩产能和库存，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追求利润是企业的天命，生产出能够满足客户实际需求，确保自身市场竞争优势是每一个充分市场竞争条件下的企业家天生便知的常识，并不需要任何其他人来指点。现在的问题是，在民营经济异常发达，经济行为高度成熟的今天，大量的市场资源要素依然被行政化组织所把握和垄断，并且这些资源要素往往又如水、电、交通、通讯这样，都属于是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要素源头。在此前提下，我们的市场和经济活动从一开始就广泛地欠缺了公平与公正，同时导致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与生活成本高居不下，于是无论如何激励，众多纯粹市场化的企业也照样既无实力也无动力去扎实进取、不断攀升，宁愿在低层次的水平上徘徊挣扎，挣些容易的快钱。而那些有能力的消费者更是用脚投票，要么买张机票去海外扫货，要么干脆移民。总之，没有人在做长远的谋划和打算。
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应该做的，就是要从根本上，也就是制度和体制上彻底扫除我们经济生活中的这种不合理构造，从资源要素的配分开始，形成一个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大幅降低全社会的运营成本，激发全社会的经济活力，让那些被压抑和束缚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能够得到充分释放，从而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全面发展打开一条新的地平线。然而道理虽然简单，可是这场改革却将面临着两大难点：一是这场改革必然将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利益格局的再调整，对于既得利益集团而言，断不可能轻易接受，之间将会出现的艰巨斗争和复杂博弈可谓一难；再就是要想真正实现改革目标，根本上还是需要从制度与体制入手，而这对于改革的主导者而言就必须要首先具有进行自我革命的觉悟和意志，而这就更是难上加难。
回顾历史，国家发展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条坦途，总是会有起伏曲折，不能以一时成败而论。但是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却绝对不容许走出任何一步错招。辜朝明先生的这本著作对于当前中国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昭示便是，二十多年前的日本就是在本来已经看清楚了问题的根源和解决路径的情况下，却由于政治和经济决策者们无法凝聚共识，坚定信心而错失机会，最终将整个社会带入了深渊，以至于现在几乎可以确定，这个国家只会继续向下沉沦。在某种程度上，现在的我们似乎也正站在当年日本所曾经驻足的那个拐点。历史的本质从来都不曾改变，历史一旦启动，自然会有它自身的安排。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如何回应它的召唤。但这是一个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无以伦比勇气的决断。而这个决断注定将会定格这个古老而又年轻帝国的未来。
责任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