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权已经过高了”是个伪命题

2017年03月12日09:07   新京报 收藏本文

  原标题:“中国女权已经过高了”是个伪命题

  作者:吕频

  女权主义其实是在替很多不那么女权的女人背锅——她们试图在性别关系的传统规则之中为自己谋取更多利益时,直接触犯了男性的利益,也招致另一些女性的道德批评。这些人,应当被称之为“女利主义者”而不是“女权主义者”。

  一、“中国女权已经过高了”是伪命题  一、“中国女权已经过高了”是伪命题

  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场开始出现一种微妙的现象,那就是,一提女权很多人就反感。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中国的女性权利状况真的已经到了很好的地步,所以需要用反感来纠正已经“过高”的女权?

  当然不是。提女权招人烦,肯定不是因为中国的女权状况已经很好。

  女性地位高必然伴随女权意识普及和主流化,表现应该是许多人,包括拥有话语权的人,普遍支持女权而不是相反。

  本人曾到北欧某国访问,听闻那里有个女权主义党,表示很新异,翻译却淡淡说:“基本上我们这里的政党都会标榜是女权主义的呀。”所以可知这样的差距说明了什么。

  但是,如果女权意识甚不发达,那女权也不致于成为话题。越来越受争议的前提,必然是女权意识的成长和扩散。所以我们正处在一种动态过程中的节点上,此时有前所未有的性别异见。

  也就是说,有比以前更多的人,主要是女人开始认同女权并且用女权主义的语言解释生活、批判现实、表达意见;而这让另一些人不以为然和反弹。

  当试图深入理解这种对立,就会发现,根源并不在于谁不了解事实。

  就事实而言,2016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国排名仅99位,这一类的信息是很容易被获取的,但是就我的经验而言,却并不能有效改变一些人“中国女权已经过高了”的执念。

  二、女利主义者招致的道德批评,不应让女权主义背锅

  实际上,人几乎总是基于不同的利益位置而固守不同的事实。再深究下去,会发现女权主义其实是在替很多不那么女权的女人背锅——她们试图在性别关系的传统规则之中为自己谋取更多利益时,直接触犯了男性的利益,也招致另一些女性的道德批评。这些人,应当被称之为“女利主义者”而不是“女权主义者”。

  这些人被指为在向男性提高“要价”,却不做所谓相应的“付出”。这就是“女权让女人只要好处却不承担义务”的说法的真相。 “锅”要女权来背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后者确实十分警觉女性的无酬劳动。另一个潜在的原因是,当现实境遇令一些男性失望无力,话语权不强的女权和女人是他们比较容易转嫁归咎的对象。

  我赞叹有些女性活得更精明,懂得在人生仅有的这短暂红利期内争取利益最大化,她们的计较很理智很真实。所以,女权主义即便为了争取支持,也不能和这么广泛的女性群体(女利主义者)切割。号召大家无怨履行被派定的性别义务不是女权主义的工作。

  至于那些厌烦被女利者拖累的正直自强的女人,可能要警惕一不小心掉进“好女人”陷阱:面对时刻都在觊觎着剥削女性的男权社会,我们或许应该慎重于争相证明自己无所求。

  女权主义的实践:个人觉悟之外,寻求公共政策与治理的转变

  女权主义的功能不是在此替男人女人裁决利益的平衡点,它的格局之大是很多批评者意识不到的。我的意思是,解绑这种零和游戏式的,交易与相互索取式的性别关系才是真正的出路。

  所以,要放下那种“男人理应如此,女人理应那般”的定见,承认性别红利所在,停止宰制他人的贪婪——这样一说好像又是纸上谈兵,因为几乎没有人会主动放弃特权。

  但还有另一条不再诉诸个人觉悟的路径,那就是政策与治理的路径。如果中国女性的收入不再与男性有那么大的差距,那么她们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与多样性一定会提高。

  但纠正收入性别比不断扩张的趋势,却需要市场模式的深刻调整与负责任的反歧视政策,实际上在这一路径上的倡导,才是许多女性权利工作者真正致力之事,虽然文化改造与公众教育也很重要,但不能流于没有问责指向的漫谈。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努力并不为大众所知,甚至当有所成就之时也得不到归功。

  总之,要想走出就当下性别争议的困局,还是要回到那句经典断言:妇女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在争取女性权利的路上坚持走下去,女权主义的女性与男性的支持者一定会越来越多。

责任编辑:魏巍

文章关键词: 道德 歧视 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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