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所谓“低端人口”论，要警惕几个认识误区
作者：方乐迪
一篇被篡改标题的专家分析文章，让“低端人口”（作者并不认同该称谓，故本文中均加引号）一词再次火了起来。
“低端人口”这样的说法，刺痛了很多敏感人的心，人们不希望自己被划为“低端人口”，也不希望因此被迫离开一线城市。但实话说，我们不必因为这样的词汇变得玻璃心；而一些批评的人在批评前，也务必先搞清楚状况。
大部分有关“低端人口”的认识都是错的
某种程度上，“低端人口”概念并不是一个带有鄙视意味的词汇，而是一个定性词汇或者状态的描述。“低端人口”跟低端产业有关（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与个人素质有关，文化素质低和技能低都有可能被划分到“低端人口”。
学历并不是低端人口的分界线。除低端产业从业人员外，一些缺乏工作经历和技能的本科毕业生也可能是“低端人口”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初级白领也是“低端人口”，即便是坐办公室的。
若按照人们的认知划分，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浙商群体大部分都有可能被划入“低端人口”，因为浙商群体的受教育水平落后于全国私营业主的平均水平。
人们对于“低端人口”与犯罪率的关系认识也是错的。
“低端人口”进城与犯罪率上升没有必然联系。复旦大学章元等人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几次大规模农民工进城时期，城市犯罪率反而没有膨胀。倒是在农民工进城数据十分稳定的年份，发生了第五次犯罪高潮（2000年左右）。
在犯罪率高峰阶段，上升最明显的数据是失业率。换句话说，城市对“低端人口”不友好的就业等社会政策，反而会把“低端人口”推向我们以为的状态——高犯罪率。
“低端人口”也不会占用更多社会资源，至少城市堵车等问题和他们没有必然关系。很多研究都表明，中高端人口会刺激城市资源浪费，带来更多的城市消耗与资源占用。
中产阶层渴望人人有车，而对“低端人口”而言，消费能力决定他们几乎不可能成为有车一族。拥挤的城市，只是一场中产阶层间的互相伤害。
中产阶层应该感谢“低端人口”的付出
于城市户籍人口、以及中产阶层而言，“低端人口”不仅不应该被轻视、被清理，反而更应该得到尊敬。
在“低端人口”面前，享受城市发展诸多好处的城市户籍人口是有原罪的。“低端人口”以极其糟糕的生活水平求存于城市，拉低了城市人的生活成本。他们以自己的苦难（即便这是上升中必须经历的），给城市人的中产生活贴现。
于中产阶层而言，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低端人口”的离开而变好，相反他们的生活成本会上升。当中产阶层因为群租泛滥而抱怨小区品质降低时，也应该意识到，是快递小哥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便利。
本地户籍从现有“低端人口”政策中获得的利益更大。
户籍人口中也有一些“低端人口”，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是有固定住房的“低端人口”。此外，鉴于政策对于本地人的倾斜，本地户籍的“低端人口”都会被吸纳入稳定的就业序列，比如社工、协警等。
一些本该被淘汰离开城市的人因为户籍政策得以留在城市。但这样保护了不适应城市竞争的人，并且依靠“低端人口”红利补贴了没有竞争能力的人。
迪拜的户籍人口就是这样一拨既得利益集团。此前有一则网络谣言很流行，去迪拜当乞丐能够捡别人丢下来的豪车。事实上，如果你用百度搜搜“迪拜”、“南亚”、“老公”等关键词，就会发现纸醉金迷外表下的另一个迪拜——生存环境不如中国农民工的劳工群体。迪拜的发展就建立在一群以南亚人为代表的“低端人口”的合法或非法牺牲之上。
“低端人口”与中高端人口流动，并非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移动。即便产业升级，城市也招来不了更多的中高端人才以填补“低端人口”留下的缺口。
历史的经验表明，即使产业不断升级，“低端人口”也会基本保持不变，甚至略有上升。以东京为例，2001年～2012年的人口数据中，“批发零售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基本维持在22%左右，北京和上海同期都低于20%。与成熟城市相比，北京“低端人口”不是太多，而是不够。
在产业升级中，国外一些城市中高端人口没有出现预想的大幅增加，东京1981年～2012年的数据显示，“金融保险业”从业人员比例从1981年的4.9%略降至2012年的4.1%。
产业疏解并不能撼动“低端人口”
最近几年，为了破解特大城市病，一线城市纷纷出台了产业疏解政策，向周边省区市疏解所谓低端的产业和过剩产能。
虽然产业政策会对人口产生影响，疏解政策也许会让周边地区的就业人口获益，但对于本地区的“低端人口”，疏解则不一定有明显效果。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邦，为了更好的生活留在城邦。
以北京为例，原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的研究发现，就业和收入水平是人口向北京流动的直接原因，公共服务水平和优质资源是北京吸引流动人口的关键因素，能力和社会资本对他们定居没有显著影响。
对于有定居意愿的“低端人口”而言，行业是他们最不在乎的因素。如果伴随产业疏解不能收入提升的话，那么他宁愿换个工作继续留在北京。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非就业人口的流动。如果“低端人口”在城市获得相对家乡更好的收入，他们会倾向于接来自己的孩子和家人等非就业人口。
针对“低端人口”的产业疏解还会造成另一个问题，生活成本的增高会让比较敏感的人选择离开，比如那些惯于“逃离北上广”的人。
对于特大城市的人口疏解而言，不应是某一类人口的疏解，个体疏解或者行业疏解，而是一个整体工程。
城市疏解政策面临的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群体，而是由更多非就业人口支撑的家庭。如此，单纯的产业政策就难以撼动“低端人口”的聚集和定居。
简单直接的疏解政策也会有负面效应，通过产业政策剥夺了“低端人口”在大城市谋生的机会，反而会把他们逼入灰色地带。比如取缔街头合法的早餐车，那么他们会变成流动摊贩，增加行政执法的成本；以各种名目拆掉打工子弟学校，只能逼迫学生们荒废学业或者流浪社会，反而增加了城市不稳定因素。
相对一味的疏解和控制城市“低端人口”，将他们纳入管理体系之内，也许是更为稳妥的措施。一个稳定的“低端人口”群体，对于城市有百利而无一害。
责任编辑：鱼乐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