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天津爆炸事件已经过去了18天，伤亡人数的递增速度亦开始趋缓。另一方面，舆论对于天津爆炸事件的关注也开始减少。当然，依照国务院的相关规 定，此类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原因调查报告出炉有60天的期限，相信调查组和公安机关此刻正在紧锣密鼓地不断深入挖掘，事故的原因会很快公之于众。
然 而，在事故真相出炉之前，已经可以得到确认的是，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仓库的确改变了使用属性，违背了危险化学品必须远离居民区1000 米以上的底线规定。此事不论责任方有几何，主体责任该由谁背负，危化品仓库距离居民住宅区过近，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8月29日工信部部长苗圩的 一席话，引发了又一轮关注的波澜。据苗圩透露：天津爆炸事故发生以后，各个省份纷纷报来了需要搬迁改造的具体项目计划，我们初步汇总了一下，大概全国有 1000多个化工企业需要搬迁改造，总的搬迁费用大概4000亿元。
苗圩部长是在回答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时给出的上述数据。很显然，这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统计结果，而仅仅是天津爆炸事件发生之后两周左右的一个地 方性反馈汇总。实际上，从2014年开始，工信部与安监总局就一道开始布置在城市人口稠密区对危险化工企业进行搬迁改造，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积极性极为有 限，相关的工作一直未有明显成效。改变始于天津爆炸事件，在这一次极其严重的爆炸事故之后，地方上和各个危险化工品企业负责人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积极配合 各地的大排查，主动要求进行厂区的搬迁改造。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危化品企业可以不断降低爆炸的概率，却不能确保彻底消除爆炸本身， 因此，作为一个缓冲地带，1000米的距离是必要的。但从苗圩反映的1000多家试图搬迁改造的数据来看，起码可以判定，这些企业都在自查中确认了较为严 重的安全隐患的存在。否则，费时费力的搬迁改造并无提出的必要。
危化品企业不符合标准，势必因为规划、审批、安评等诸多流程中存在 违规操作。从天津爆炸事故来看，如果没有爆炸引起的严重后果，这些违规操作将安然无恙，权力的寻租，监管的疏忽，企业的放肆，都将会继续存在。只是突发的 状况打破了潜在的均势，外界的舆论、监管力量强势介入，原先的权力架构难以阻挡。从目前业已公布的被立案侦查的11名官员来看，中央与天津的问责力度不 小，并且有媒体报道称会有更高级别的涉事官员被问责。
显然，行政压力或者说是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举动，触及了危化品企业及其地方监 管者的内心。由此，全国1000多家化工企业主动要求搬迁改造的现象，也就不显得稀奇了。只是这也暴露出，在危化品企业的地址规划、审批、安评、环评等环 节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真正能够起到改变的是严重后果导致的追责。
这无疑是令人沮丧的情况。具有安全隐患的重大项目上马，本身需要满足科学论证和民意决策两道关口，但实际情况是，仅仅是化工企业，至少还有1000多个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如果算上尚未申报的，以及其他领域的项目，很难想象数据会增加多少。
在 现有的游戏规则中，行政权力占据主导，科学的论证和民意的分量都难以撼动危险的企业。天津爆炸事故打破了固有的平衡，牵出了危化品企业主动要求搬迁改造的 举动。如果监管不力的局面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人们至少希望通过此次运动式的搬迁改造，身边的安全隐患能够尽可能地减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