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正式退休
11月27日，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正式退休，尽管在部委新闻发言人这个职位之外，他还有其他多个职务经历，但“新闻发言人”依然是其在公众印 象中最深刻的职业角色。昨日，王勇平接受《新京报》专访，再次谈起四年前的那场温州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不少彼时细节与心路历程，颇耐人寻味。由此展开去 看中国部委新闻发言人的来路、现状与去向，更不失为一个独特的视角。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是2011年“7·23”温 州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让王勇平一战成名、也毁誉参半的一句话，具体的语境则是在回答媒体质疑救援现场“掩埋车头”的做法时，王勇平给出的是其“刚下飞 机”、接机的人员对其做出的解释———“掩埋车头是为了便于继续抢险”。与之对应的，是彼时网络盛传的“掩盖证据，掩盖事实”猜测。仅仅围绕这一个焦点问 题，便可看到新闻发言人的职责、以及信息及时披露的重要，当然，于个人而言，也会有“换一种表达可能更好些”的事后反思。
新闻发言 人的职责设定，源于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而对公众知情权的满足，最核心的义务主体是相关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只是所属部门的发言代表，而非真正的决策 者，也不是发生问题时的责任人。对新闻发言人角色的认知，不仅是政府部门、司职发言角色的个体官员，包括普通公众在内，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王勇平 彼时个性化表达的愤怒，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或可予以更客观的评价，公众和舆论的怒火，更多还是对发言人背后的政府部门，尽管发言人的个性化表达在其中可 能也担负有一部分需反思的责任。
对新闻发言人岗位来说，其最重要的公共品质究竟是什么？是个性化的表达，还是真诚的信息披露？在王 勇平、王旭明等个性化发言人之外（以及之后），更多的情况下是惜字如金、照本宣科、“无可奉告”，甚至很少露面。这究竟是出于趋利避害的自我保护，进而逆 向地总结经验、选择沉默寡言，还是新闻发言人群体本身的职业素质依然不高，仍旧处于照本宣科的程度？这其中，对机构责任与个体责任的清晰厘定，恐怕不仅是 公众需要补的课，也是相关机构与人员需要扭转的想法。
王勇平以及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等，都是2003年中国政府部委首批发言 人，2011年王勇平从发言人岗位离开时，曾有媒体梳理发现，首批75名部委发言人中只有11人依然在岗。但新旧更替，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无到有，注定 是不可能再退回到避不见客的过去了。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不仅新闻发言人在总结、反省，可能公众的思考也有了提升，静下心来看，其实对于公众对公共事务 的知情需求这一核心目标来说，口出金句的个性化官员与照本宣科的“肉喇叭”木偶，在公共问题上可能都并没有给予太多信息增量。公共事务的信息披露程度，政 府部门的公开化水平，才是真正决定公众知情权能否得到充分满足的关键要素。没有政府信息公开的充分制度化，插科打诨的发言人可能最多也只是“专业化地兜圈 子”而已。
还是以温州动车事故来举例，“发布会时距离事故发生只有26小时，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在这样一种信息获取状况下，及 时、准确地披露信息有其必要性，而同时，发言人本身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也至关重要。涉事发言人“两次说了没把握”的情况下，发布会依然要开，发言人得硬着 头皮上，随后的舆情次生灾害显然已经注定要发生。当然现在回头反思，不能太多苛求当事人，但对新闻发言人制度来说，却有不少必须要想清楚的制度问题。发言 人不是“代人受过者”，发言人的职业角色定位与岗位需求，决定了其对要在公共场合表达的内容，需要充分地参与和掌握，在此基础上，面对公共知情，需要制度 化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足以支撑其进行真诚的发言。于官方新闻发言人来说，真诚比个性化要重要，这份真诚需要制度支持。
事实上，四年 前王勇平离开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岗位时，公众对其的惋惜与不舍情绪已经足够浓烈，四年后“正式退休”的这位前新闻发言人，他的回首、苦水和思考，都已成为中 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发展的一个注脚。好在门既已打开，就不可能再轻易关上，具体新闻发言人怎么开口没那么重要，政府信息的制度化透明、公开才是不可逆的潮 流，也更攸关公共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