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民族工艺发展的历史，具体地反映出藏汉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交往关系。
早在唐代、藏王屯兵康区，为战争所需，铸造刀、矛、弓、箭等兵器，工艺随之传入。岭-格萨尔兴起之后，更是广集工匠，赶制兵器。强令霍尔部落著名铁工曲打带徒传艺，并开始土法炼铁，促进了以兵器为主的民族工艺长足进展。今热加乡阿仁沟一带，尚可见当时炼铁所遗铁潭迹良；格萨尔的故事和视察兵器生产故事无数；“河坡”地名由此产生。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康区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嘎拖寺在白玉河坡建成。为在教派的激烈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蔡巴-噶德公布活佛七次赴内地，聘回了一批又一批汉区名匠，兴佛堂，塑神像，刻经版，制佛具，这不但为白玉民族工艺注入新的技术内容，亦拓宽了原材料门路。
到了元代，八思巴进京途经嘎拖寺，接受主寺活佛阿俄-益西布巴之红教最极灌顶后，有了师徒之谊。故八思巴在京时，特地留意京中工艺珍品，回藏途中又憩息嘎拖寺，以所置珍品相赠。为存放这些珍品，再次请来了汉区名匠，共修殿堂，合建宝库。
明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朱棣为给他逝去的妃子徐氏求冥福，“遣使往西土求藏经之文，刊梓印施，以资为荐物之典”。应邀之噶玛巴第五世活佛德银协巴，活佛素仰嘎拖寺之名望，在赴京时，特地到该寺，并随带该寺一些著名工匠同往京，“于灵谷寺建普渡大斋道场”，使白玉民族工艺匠师首次有了直接在先进地区参观学习的机会。这种宗教文化上的交往，促使民族工艺本身由较单纯的兵器工艺向生产藏枪和佛事工艺转化，而且德格土司和昌都地区的藏兵所用藏枪大部分产于河坡，这种转化无论是对当时或以后的民族工艺发展，均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河坡之所以成为白玉乃至整个康区的手工业中心，溯本探源，无疑是与格萨尔的兵器生产基地和康巴第一座佛教寺庙在河坡建立有着重要的关系。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清政府出兵打箭炉(今康定)，中央政权势力直接抵达雅砻江以东地区。雍正五年(1727年)，清军大败和硕特部，统治范围扩大到整个康区，使康巴长期关闭之门得到了松动，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产品交换，云南的铜，川省的茶、棉、绸等源源而至，引导了康区农牧民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兴趣。此时，已具有扎实基础的白玉民族工艺，为使其制品更多地进入交换领域，渐把其注意力放在了日益所需的器具上。于是，精美绝伦的佛具，锋利华美的藏刀，结实漂亮的细绒毯子，精雕细刻的饰品，材坚质优的马具与日俱增，并竭力冲破地方性的狭窄市场界限，逐渐成为藏区佛具生产基地。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清政府有针对性制定章程，其中强调：“不许禁止德格(时白玉为其所属)商人在青海西宁一带行商贸易”。并对拖欠款项、寄存货物等均作了明确规定。中央政权的支持，让白玉民族工艺制品的流通打开了方便之门。清末改流后，随着垦民的出关，垦民中的泥、瓦、木、石、金、银、铜、铁各种匠人带来了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明确规定：“如本地百姓需要此种匠人，随雇随到，不得假故推诿，亦不得抬高工价，违者重究”。民族间的直接交流，给白玉的民族工艺注入了新的血液；改流之后，农牧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松驰，亦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近年来河坡民族手工艺名气更是蜚声中外，产品多次获奖，多家新闻媒体都有专题报道，被定为四川省、甘孜州旅游商品和旅游商品定点生产基地。促使藏区佛具生产基地地位更加牢固，而且产品供不应求，远销国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