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雷
近日媒体刊登的两则新闻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一则是本报警法新闻版报道的北京法院倡导“慎杀”，一名空姐杀死男友，但由于其男友隐瞒已婚事实，有过错在先，北京市高级法院将空姐由死刑改判死缓，北京法院强化“慎杀”观念得到众多法学专家的称赞；另一则是《外滩画报》对沈阳黑帮头目刘涌改判死缓提出质疑，报道认为，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经营罪、行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妨碍公务罪等多项罪名，一审被判处死刑的“黑道霸主”刘涌，最后关头得以逃脱“鬼门关”，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辽宁高院的改判很难经得起法律的推敲。
同是死刑改判死缓，舆论的反应却如此天差地别。对于死刑，在法学界和社会上已经争议很久，究竟是“该杀就杀”，还是“能不杀就不杀”，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但就此两个案件而言，社会舆论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差别，笔者认为，其关键并不是人的生命权该不该剥夺的问题，而是法院的改判是否“师出有名”，法院的审判是否置于阳光之下。法学家之所以赞赏“慎杀”空姐，是因为空姐的男友有过错在先，而且对于这种因家庭和感情纠纷及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被告人主观危险性的反社会性不大；而在刘涌一案中，辽宁高院并没有明确改判的原由，只是语焉不详地说，“鉴于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从刘勇为头目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初步形成，至2000年7月初被沈阳警方打掉，在4年半时间里，作案47起，致死致伤42人，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无论哪一样，都恐怕很难让刘涌免除一死，而所谓的具体情况，又不肯摆到桌面上，难怪会引发人们对改判内幕诸多的猜测。
像辽宁省高院这样笼而统之的判决词，在各级法院的判决书中并不鲜见，不知是出于“特殊保密工作”的需要，还是法院觉得法律就应该掌握在法官这样的专业人士手中，如何判决，为何判决，没必要告之于普通百姓。不过，各级法院的领导们应该明白，尽管判决书可以写得含含糊糊，但对于法律意识越来越强、法律知识越来越多的公众来说，判决是对是错，绝非一纸判决书所能糊弄的。到最后，受损失的只能是人们对法院的信任和法官的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