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总有一些强烈的反差让我们出奇的悲愤！

　　新华社最近一篇题为《我国行政职务消费内藏黑洞，吃喝嫖赌全可报销》的分析文章披露了一组惊人的数字：全国职务消费的庞大令人震惊，许多支出鱼目混珠、公私不分，大吃大喝、公车私用、私客公待、公款旅游甚至豪赌嫖娼都以“招待费”的名义由财政大包大揽，有人估算，如果对现有职务消费体制进行改革，堵住其中隐藏的浪费与贪污腐败，全国一年可以从中“省”下一个三峡工程；今年“两会”全国政协一份提案披露，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用约3000亿元；还有消息说，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工程。

　　再看看官方另一权威媒体《人民日报》最近的一则人物通讯：全国劳动模范、陕西省某县农民石光银自1984年以来联合其他农户，先后举债1000多万元，承包治理荒沙、荒滩22.8万亩，植树2000多万株，经济价值高达5000多万元。但现在国家不让砍这些治沙的树，“绿色银行”取不出分文，石光银1000多万元的投资一分钱都收不回来，千万富翁其实是千万“负”翁，成天吃着大白菜和土豆。当记者问老汉后不后悔时，老汉的话纯朴得让人刻骨铭心：自己欠了1000多万元，给国家和乡亲们挣了5000多万元，这个买卖值！

　　农民花自己的钱，替政府和集体分忧，官员花国家的钱，替自己谋福利，官员报销嫖赌，农民举债治沙，如此强烈的反差能不让人悲愤？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车消费3000亿元，5000亿元！如果这5000亿元用来治沙，得治多少沙，用来防灾，能减少多少损失，用来办教育，又能让多少穷孩子圆上入学梦！需要公款的地方没有公款，不需要公款的地方却大肆挥霍浪费，这种错位得让人目瞪口呆的现象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们有没有反思过，公款使用的效率是不是缺乏应有的制度化的审计。

　　首先看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官员为何敢花那么多的钱吃喝玩乐甚至连嫖娼赌博都算到“招待费”中？从平常的角度看，也是众所周知的解释：这些钱是公款，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可以乱花；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现象折射出的是公款本身使用效率的奇低，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保证公款不被吃喝嫖赌而是用在公事上，不仅用在公事上，而且用得很有效率，用在诸如治沙、治水、教育、再就业这些最需要资金投入的事业中。

　　与“效率”共生的词是“责任”，有了责任，才有效率。试想一下，如果有这样的规定，公款会不会滥用了：公款是可以花的，花多少都可以，但是，使用多少公款必须创造出相对比例的效益来，花100元公款，得创造10000元的公共效益，花1000元，得带来10万元的效益，你有更大的创造财富的能力，你可以花更多的公款，只要你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花，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创造，能保证公款出效率，怎么花花多少都成。如果花了钱没有创造出效益，对不起，花的钱私人掏腰包，公款不予报销——如果这样的规定制度化，何愁公款没有效率，何愁谁敢随便拿公款吃喝？

　　所以2000亿公款被无效率地吃掉了，3000亿公款被汽油无效率地烧掉了，在于来自亿万纳税人的公款使用缺乏相应责任。据调查，社会车辆每万公里运输成本为8215.4元，而党政机关等单位则高达数万元；出租车工作效率为公车的5倍，可运输成本仅为公车的13.5%；一辆公车一年的耗费相当于当地17个农民或是10个城镇居民的年收入水平，用老百姓的话说，一辆公车可以养活40个下岗工人——花钱，又不用负责任，这样的钱太好花了，谁不会乱花？谁会首先想到花钱的效益，乱花是正常，不乱花是反常的！在这种公款使用责任虚置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官员的嘴、手、脚完全成了公款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成了老百姓的负担而不是“服务者”。

　　私人花钱所以有效率，在于“私有”这种内在的压力让他们在花钱的时候思量再三，可公款在花的过程中缺乏这种“私有”的内在压力，所以必须通过制度建立起一种外在的压力，赋予每分每毫财政拨款以量化的效益：花一分公家的钱，得十倍百倍千倍地通过理性的政绩赚回来，这种效率通过定期的审计和考核进行计算。如此公款的使用也就具备了“私款”的责任意识。这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担心官员会乱花钱了，没有那金钢钻，就别揽那瓷器活，你花吧，别说2000亿元，只有你敢花这钱，表明你有能力创造比2000亿元百倍千倍的价值，公款花得越多，咱百姓就越有福。

　　公款出公益，财政的约束必须量化和体现这样的思想。我们经常把眼睛盯在GDP上，盯到看得见的指标上，可是，有多少指标我们根本看不见呢？眩目的GDP后花掉了多少公款，有多少是公款吃喝转化而来，有多少是公款创造的，这些都是一笔糊涂帐，没人管也没有问。吃喝招待，以公益的名义，出国旅游，以公益的名义，甚至嫖娼赌博也以公益的名义，这些以“公益”为名的公款消费到底带来了多大的公益，谁能明白，最后倒成为百姓之祸。应该是到了对公款的使用效率进行制度化管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