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 贺莉丹/杭州报道

　　杭州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处在杭州市城乡接合部的位置，公共汽车已经不能到达这里。良渚镇据说是著名的良渚文化发源地，周围是翠绿的群山。

　　11月22日下午2点，在做过必要的证件登记后，一位姓邓的管教拿了钥匙，领着记者穿越重重的四道铁门走进戒毒所。曲曲折折的铁门里面静得能听见落叶飘落在地上的声音。

　　13名艾滋病小偷由当天一大队的值班医生王成看管，他们坐在离其他戒毒人员稍远的地方。

　　这个特殊的群体被戒毒所安排在3个房间里，和其他的戒毒人员隔离。除了规定的时间可以出来活动，他们一般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的时候劳动班负责把饭从窗里递进去，即便是“放风”的时候，他们也不能跟别人随便说话。

　　记者问起艾滋病人进戒毒所的数字，王成不停摇头：“太多了，这种事情我们见得太多了。”戒毒所另一位医生卢征告诉记者：“已经给他们注射了美沙酮，他们的毒瘾基本上控制下来了。”

　　从吸毒、盗窃到艾滋病

　　覃伍和韦老六是“艾滋病小偷”中最年轻的两个。1998年，15岁的覃伍开始接触毒品。“老家毒品太多了，认识的几个朋友都‘吸粉’，我们天天玩在一块，我当时还小，看着好玩，也开始学着吸。”覃伍说。后来，覃伍的毒瘾越来越大，“吸粉”已经满足不了他的需要，他开始尝试静脉注射毒品。

　　“白粉”的市价是每克300元人民币，按照覃伍的毒瘾，每天需要近1克的“白粉”。覃伍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无法负担他吸毒昂贵的开销。覃伍说：“知道我吸毒后，父母也劝过我。我们那边以前不抓吸毒的，最近两年开始抓了。我在家就是危险分子，公安局要抓我，我连身份证都没有，不敢去办。没办法，我就想到杭州来找找事情做。”

　　2000年1月的一天，覃伍开始他在杭州的第一次偷窃尝试。半年以后，覃伍因扒窃第一次被公安局抓获，送进了强制戒毒所。在这里，覃伍接受了专门的艾滋病血液检测，被确诊患艾滋病。2001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韦老六的身上。

　　以前毒瘾发作的时候，覃伍经常和几个朋友共用针头，他在医生的解释下第一次知道原来听起来很可怕的艾滋病会通过这种方式传染。

　　覃伍说：“毒瘾发作的时候，我就开始呕吐、头晕、流鼻涕，难受极了，有时候药店关门了买不到针头，或者是自己经常用的针头坏了，我就用朋友的针头。借他们针头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有艾滋病，知道的话再难受我也不会借的。我自己得了艾滋病后，就没有把我用过的针头借给别人用过。我只把自己的病告诉身边的几个好朋友，叫他们注意。这种事我不跟别人讲。”

　　针头噩梦

　　另一个“艾滋病小偷”王建国脸色苍白，在宽大的制服下，1.60米的他显得很瘦小。如果不是之前看了他的简历，没有人会相信他只有27岁。

　　1992年，16岁的王建国开始吸毒。扣除中间一段戒毒的时间，他的毒史算起来有8年了。“我们中渡镇上就有几千个人吸毒，平均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吸毒。老家和我一起吸的那批人都死掉了，我的日子也不长了。”

　　戒毒所的医护人员告诉记者，像王建国这种毒龄长的病人，最初是在手臂上的静脉密密麻麻地扎针头，到后来，静脉开始萎缩坏死，就开始打股动脉。

　　王成告诉记者：“他们的肝功能都不好，有乙肝、丙肝等多种疾病。这些病可能都是吸毒交叉感染的。有些艾滋病病人要打盐水，很多人打动脉，静脉已经完全萎缩了，给护士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找了半天也找不到静脉在哪里。”2001年，在杭州市强制戒毒所王建国被查出有艾滋病，王建国开始还很诧异：“我是和别人共过针头的，但我都要么用水洗针头，要么用开水烫针头的啊。” 记者在覃伍身上也清楚地看到，他的胳膊上有两条长约15厘米左右的黑色印记，像两条黑色的蜈蚣一样爬在他瘦弱的手臂上，这是长期用针头扎进静脉注射毒品留下的痕迹。覃伍说：“刚刚打针的时候真的很疼，后来习惯了，也就麻木了。我在这些人中还不算最严重的，有的人注射的次数太多了，静脉已经找不到了。”

　　才问几句话，王建国就表现出很累的样子。他总是低着头，记者一问到他在杭州的生活，他就表现出很抵触的样子。也许这段生活对他来说宛如噩梦。采访到了结束的时候，他如释重负。

　　他们孤独无助

　　得了艾滋病以后，覃伍和韦老六感觉自己的免疫力下降了，他们开始出现发低烧的症状，后来这种症状越来越频繁，现在基本上每隔10天就要发一次低烧。覃伍说：“我现在一不小心就感冒了。这个毒不是你们正常人说戒就能戒得了的，毒瘾来的时候，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覃伍有四年没回过老家了，韦老六也有三年没回过老家。韦老六反问记者：“有这种病，回去干吗？老家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吸粉’，人家也看不起你。过年你到人家家里玩，人家也会嫌弃你，你心里也难受。我难过也没有用，哭也没有用，只好放宽心，不想那么多。”

　　覃伍接着说：“父母只知道我在杭州打工，不知道我得了这个病，我想治也没有地方治，偷来的钱也刚够我吸毒。我才20多岁，也不想死，但这个病听说是绝症，最多两三年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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