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不择手段巧娶京剧名伶孟小冬（左）和 姚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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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沈嘉禄(记者) 陈 冰(记者)

　　“怎么可以称杜月笙为先生？”

　　一位老同志打电话到电视台纪实频道节目组严厉责问。

　　与不少上了年纪的观众一样，他兴致盎然地收看了每周播放一集的纪录片《海上沉浮》，但对“杜先生”的称呼非常恼火。他的观点很清楚：杜月笙是盖棺论定的大流氓——先生？糊涂！

　　其实片子的旁白从没称杜月笙为“先生”，这两个字是从接受采访的美籍华人杨麟口中吐出来的。纪录节目追求的是一种真实，它当然包括对话。

　　但在七八十年前，上海社会底层的不少民众，却经常这样自勉或教育子女：“要像杜先生那样……”

　　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很快就从一个小市镇奇迹般地发展成为一座东方大都市。在这个鱼龙混杂却又充满活力的城市里，三个曾经响彻十里洋场的名字——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和这座城市的历史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他们的发迹史折射出近代上海以至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变迁，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很遗憾，在媒体对上海开埠160年以来的历史进行一番颇为煽情的梳理时，过分渲染了西方文化的渗透，而恰恰漏掉了极为重要的一页，那就是上海的帮会。如果没有由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三个大亨串起来的这一页，上海的近代史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的青年人不知道这三个人，就不能说读通了上海的近现代史。所幸的是，一部纪录片弥补了这个缺陷。

　　究竟该如何评价这样一些早有定论的“流氓大亨”、怎样去钩沉那样一段纷繁复杂的历史？上周刚在上视纪实频道播完最后一集的纪录片《海上沉浮》作出了大胆的解读，它努力逼近历史的真实，趁一些当事人还健在，让他们出镜说话，然后再通过考证一部分史料，试图给杜月笙等人描绘出一个比较真实的身影。当然，所有的记忆都是不可靠的，但历史学家又认为，历史是由个人史连缀起来的。

　　具有现代意识的海上闻人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认为：杜月笙与黄金荣及以往的帮会头子不一样，他是比较有现代意识的。这种现代意识表现为在1927年，他与黄金荣参与了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同时成为“党国”要人，少将参议，杜月笙开始刻意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他穿长袍马褂，即使再热的天，领口下的第一颗纽扣也是不会解开的。他还要求他的门徒也要穿长衫，学做上等人的言行举止。

　　杜月笙是靠从事鸦片生意发迹的，三鑫公司就是臭名昭著的贩毒集团。身份优化后的杜月笙将鸦片生意交给他的学生去做，并逐步金盆洗手，同时积极地向上海新兴的民族工商业和主流社会渗透。

　　关于杜月笙的种种义举，在以往忆及这段历史的回忆录中多有记载，比如老报人徐铸成的《杜月笙正传》里曾有反映，与杜月笙有过密切接触的范绍增在一篇《关于杜月笙》的回忆文章中也写道，抗战前某年一个地方遭灾，为了举办赈灾义演，以票友自居的杜月笙和张啸林、王晓籁等人就登台演出，最高票价10元，而当时梅兰芳的票也不过卖5元，但社会各界名流看在他的面子上纷纷捧场并捐钱。

　　1931年7月，长江下游发生特大水灾，上海商业银行的对手放出风来，说商业银行因为这次水灾亏了几千万，惊惶失措的市民连续三天排长队挤兑，商业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只得请杜月笙出来帮忙。杜月笙到商业银行，把自己的钱当场存进去，并吩咐徒子徒孙不但不能抽钱出来，还要开新的户头把钱存进去。杜月笙此举力挽狂澜于既倒，让众多储户信心大增，该银行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后来，陈光甫积极为杜月笙的生意提供贷款，杜月笙以此为契机，长驱直入金融界、工商界、新闻界、出版界等各个领域，最显赫时坐上72个行业及工商业董事长的交椅，成为上海滩上炙手可热的闻人。

　　淞沪抗战时，杜月笙还收容、安置了大量难民，将一批批学生和市民通过自己的门徒送往大后方。不仅如此，他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上海沦陷后，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1946年，在内战当中，苏北又爆发洪灾。300万难民如潮水般涌向沪宁沿线各大城市。蒋介石不得不下令行政院设法救济苏北难民，以此来稳定国统区的经济和社会治安。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带着蒋介石的手谕，来沪拜访杜月笙，希望他登高一呼，在上海发动赈灾募捐。

　　被南京政府冷落多时的杜月笙看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毫不犹豫地接下了20亿赈灾款的任务。然后，杜月笙和他的弟子策划了一场轰动一时的“上海小姐”选举，也算是开创了国内选美的先河，参选的佳丽多为上海滩当红歌星、舞女。当然，在她们身后是一场豪门、商贾之间的实力博弈。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女主人王琦瑶就是上海小姐。结果，此举大获成功，共获得捐款4亿法币。

　　“老版本”的帮会头子如黄金荣、张啸林者，都是爱财如命的人，可以说他们手上的每一枚铜板都不干净，他们是有原罪的，杜月笙的财富积累也是有原罪的，但他的现代意识使他转变了对财富的认识，这一点要高于他以前的帮会头子。说到底，他是希望通过义举、善举赢得最大的社会影响，从而确立自己的名流形象。他的终极目标不是香堂上端坐头把交椅，而是走向政坛。

　　脚踏两头船，瞻前又顾后

　　在《海上沉浮》这部片子里，将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一起来叙述，这不仅是因为历史需要，也是为了对比需要。黄金荣显然带着很深的旧帮会影子，而张啸林因为民族气节的沦丧不得善终，而杜月笙显得比他们都有政治眼光。这主要反映在他对当时比较频繁的劳资纠纷的调解，还有参与抗日。

　　恒社(杜月笙创办的不同于香堂的、且具有私人俱乐部性质的组织)社员郭兰馨在《杜月笙与恒社》一文中提到，杜月笙调解的劳资纠纷，最突出的有两件，一是1930年法商电车电灯公司职工要求改善生活的工潮，另一件是邮电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事件。

　　据原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畊莘回忆，杜月笙调解法商电车电灯公司职工要求改善生活的工潮，盖源于法捕房总监法伯尔的禁烟赌事业令。杜月笙企图拉法伯尔下水，并派人送去一副“金台面”。法伯尔除严辞拒绝以外，还要杜月笙在上海申、新二大报上刊登启事，说明送礼的错误，并保证以后不再做类似的事情。

　　这个举动无疑晴天霹雳，杜月笙立即利用他的徒弟赵志英以及沈静彝鼓动车务部2000人罢工，声势浩大，时间长达两个多月，上海法租界内所有电车均告停驶，给法租界造成极大压力。

　　杜月笙垫钱解决法商电车工人劳资纠纷一事，多少丰富了今天的读者对工人运动复杂性的认识，而杜月笙的真实动机一是为了改变以往的不良形象，增加在租界的影响力，其次是以这种社会影响力作资本，向租界当局谋取更多的利益。

　　杜月笙的学生、上海工运领袖、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朱学范就说过，自从他出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后，杜月笙出面调解工潮的次数逐渐增多。在每次工潮结束后，有关单位总要在各大报上登鸣谢杜月笙调解的启事，使杜月笙觉得很有面子。

　　抗战全面爆发后，杜月笙加紧筹集资金，并利用自己特殊的网络输送给养支援前线。他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自任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队长、上海商界劝募总队副队长。经他和其他人的全力奔走，上海共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1／6。

　　他还个人出资1万多元买了1辆装甲汽车送给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事后蒋介石认为杜在抗敌后援会中曾有“赔垫”，特拨了现款10万元作为“补偿”。

　　1937年10月，时任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的杜月笙应八路军驻沪主任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捐赠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对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态度。

　　但是更多的时候，特别在抗战时期，杜月笙与蒋、日、伪、帮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特殊关系。在各方利益的纠缠下，一些原本简单的行为也会产生多重含义。就像他受命组建通济公司，在缓解大后方物资匮乏的同时也给日本侵略者解决了一些经济问题，他本人也落得个借机大发国难财的声名。

　　这说明，杜月笙知道自己曾经参与老蒋的政变，但在抗战军兴后又愿意与共产党合用，这一方面是共产党统战工作的结果，另一方面面对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的事实，脑子比较清醒。

　　杜月笙最终没能成为杜先生

　　《海上沉浮》这部片子的最后一集中以相当浓的笔墨描述了杜月笙定居香港后人生的最后一站，叙述的语调略带一点伤感。这种伤感，一方面是观众从杜月笙晚年病贫交加的境遇感受到人生无常的无奈，另一方面，对杜月笙最终没能归顺新政权而感到遗憾。

　　杜月笙定居香港后，生活上比较窘迫，但他还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新政权收回中国银行全部资产，这是立了大功的。患病之后，他也曾有意回上海，但此时，香港的报纸上刊登了黄金荣的悔过书，还有在大世界门口扫地的照片。不能说这样的消息对杜月笙的去留不会产生影响。更何况，1927年，将工人领袖汪寿华骗到自己公馆后，由手下4个流氓装进麻袋送到龙华活埋的血债，是他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

　　当然，他也许不能知道更多，黄金荣在给共产党送上一份400个潜伏特务名单的见面礼之后，已经获得了共产党的承诺——保证不抓不杀。这样，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上海滩流氓大亨得以在晚年时光继续保持住他惯有的生活方式：每天上午去茶馆喝茶、下午到澡堂洗澡，算是善终的——尽管难免孤寂。

　　事实上，共产党对没跟蒋介石跑到台湾去的人都给予了优待，最高级别的当属于1965年回归大陆的前蒋氏政权总统李宗仁。比他的前辈有眼光的杜月笙最终跳不出他的文化背景、阶级立场和历史阴影，历史人物终归有局限性的。

　　杜月笙最终没有回来，所以他直到今天还只能被称作杜月笙，而不是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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