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新闻发布会上，刘震云说话不多，若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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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钱亦蕉(记者)

　　电影《手机》的全国票房已突破4500万人民币，创冯小刚电影的最高纪录。小说《手机》的发行量也已超过20万册，创刘震云小说的最高纪录。前不久，新浪网将小说《手机》评为年度文学奖，而关于《手机》的研讨会也刚刚在北京召开。“手机热浪”势不可挡。

　　大概是写《手机》之后对手机本身有了更深的参悟，刘震云的手机基本上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记者几经周折，终于与他通上了话。因为小说《手机》原打算叫“说话”，所以我们的话题就从“说话”开始。

　　关于“说话”

　　记者：你的不同写作阶段似乎有不同的“说话”方式，《一地鸡毛》的时候是琐碎地说话，到了《故乡面和花朵》开始语言膨胀，把想象的全说进去了。那么最近的《手机》，又是一种怎样的“说话”呢？

　　刘震云：从话语量来看，《一地鸡毛》是以正常语速在说话，大概每天2700多句。读者觉得《一地鸡毛》亲切、好读，除了写的是他们熟悉的事情，更因为行文与正常说话语速接近。《故乡面和花朵》写精神世界，精神世界运转速度比物质世界要快，语言思考的速度大概每天达到2万多句，而且没有时间顺序，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所以读者会觉得看不懂，主要是因为“胡思乱想”比正常语速快了10倍。写《手机》的时候，我已经过了40岁了，心变坦了。年轻的时候用复杂说复杂，现在就想用最家常的话、用简单说复杂。就好比孔子的话，胡适晚年的话，以随处可见的东西都能表达最深的想法。所以《手机》的语言比正常语速慢一些，每天就700多句。特别是小说第三部分，更是如此。

　　记者：小说《手机》语速慢，突出“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然而冯小刚却是以语言膨胀为特色、以调侃为色彩的导演，电影《手机》是否会与小说的创作用意有差距？电影不能达到小说的高度？

　　刘震云：这种看法也不完全对。因为电影和小说艺术形式不同，很难放在一起比较。电影主要依靠动作、语言来推进情节发展，而小说宽容多了，可以表达人的动作、语言背后的东西，捕捉更深的内涵。

　　记者：你自己最喜欢的是《手机》第三部分，口口相传，话少，却特别有力量。有没有想过把它单独成篇？

　　刘震云：其实前两部分都是为第三部分服务的，第二部分因为电影的缘故更充实一点，但所有的铺垫都为了第三部分。这将成为我今后创作的新的增长点。原来我对人的“外衣”非常重视，这个“外衣”就好比道德、伦理、民族、历史时期等等。到了《手机》，我觉得这样“以貌取人”不对，一个人的“外衣”并不重要。我不是一个聪明人，灵光一现很难，只有在不断创作的过程中去顿悟。以前我觉得写作像河，飞溅的浪花很重要，慢慢觉得写作像海，海浪层层扑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海底的漩涡、潜流、潮汐等等。认识到这点，我就能扑进海里游泳了，但发现自己穿了厚厚的“外衣”，而创作过程就是把“外衣”一件件脱下来。我自己感觉在《手机》第三部分里，“外衣”基本上只脱剩背心、裤头了。表达真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不是他们外延的交往，比如严老有和贩驴的老崔之间，简单的话特别根本。表现非社会性的、特别民间的“人的交往”，这样的交往才显示出某种趣味性。

　　关于“谎言”

　　记者：《手机》中的人物都依靠说话为生，但全剧充斥着虚假的谎言，最后严守一就是被谎言所吞噬的。

　　刘震云：关于谎言，在小说里表达得更充分。谎言的产生，是因为严守一的话语环境造成的，他的父亲一天说不了10句话。小说第一部分本身就是谎言，严守一陪吕桂花打电话的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严守一处于一个话语时代，他又以说话为生，比平常人说得更多，成了话语泡沫。话语作为消费之后(包括清谈节目、杂志报纸)，话语的真实性就不存在了，像《有一说一》栏目，它甚至能策划过去。第三部分其实也是谎言，因为随着口口相传，话的内容改变了，才造成严白孩娶了自己兄弟的妻子。

　　记者：写《手机》剧本的时候，据说你和冯小刚有不少讨论，他有自嘲和调侃圈内人的习惯，是不是你在写的时候也有调侃的想法？现在造成一些人的传言，比如影射崔永元？

　　刘震云：完全没有。因为写一档清谈节目，现在全国有几十档这样的栏目，但小崔最出名，大家都学崔永元，严守一也学他。早知道大家要附会上去，当初我该把严守一设计成一新闻发言人。

　　记者：现在的感觉，小说《手机》的第二部分与第一、第三部分有很大不同，这段的电影小说味道比较浓。

　　刘震云：第二部分比较长，所以就突现出来。主要的不同就在于话语量不同，这与时代有关，我们的这个时代废话、谎话特别多。但是废话、谎话在世上也不是说都没用，上帝安排它们存在，也是有作用的。有时候，谎话可以支撑一个国家、一个世纪。

　　关于“合作”

　　记者：可不可以说刘震云之于《手机》和冯小刚，好比费墨之于《有一说一》和严守一？

　　刘震云：不一样。冯导曾经说，拍电影也是为了小说的第三部分服务。

　　记者：《手机》小说卖得很好，电影也很火。小说《手机》引起的关注度，比以前没拍电影的《故乡》系列要大得多。

　　刘震云：应该说两者互相支持，先有小说连载，然后上电影，又推动了书市，是风借火，火借风的关系。

　　记者：什么时候起开始与冯小刚合作的？你怎么看冯导的电影模式和工作班子？你也算是冯导班子中的一员吗？

　　刘震云：1993年拍《一地鸡毛》的时候开始与他合作，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挺优秀的班子，冯导对我很宽容，我们在生活中是好朋友。但我不算其中的一员，其实我涉入影视很浅，仅限于改编自我的小说的影视，我与冯导的合作也只有三次，除了《一地鸡毛》和《手机》之外，就是还未面世的《1942》了。

　　记者：《1942》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它原先是调查文本，改成剧本、拍电影有难度，为什么执著于这个文本呢？

　　刘震云：是的，剧本改编的难度特别大，调查体改成故事体要重新构架。不过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出在电影本身，而是有一些人为障碍。最先冯导提起要做《1942》，还是10年前了，那时我觉得还不成熟，决定先放一放。后来2000年的时候，又起意要做，还开了讨论会，与会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做好，没有人支持。我记得那天太阳毒，我们两个在树阴下，他说干，我说那就干吧。我们采取的是最笨的办法，就顺着河南逃荒一路走一道，把劫后余生者重新打捞、调查，发现真是震撼人心的民族心灵史。人的死不是因为灾荒，而是出现政治真空。蒋介石在抗战紧要关头，有太多国内、国外的关系要处理，觉得灾荒实在是一件小事。那时正好日本人欲往重庆逼近，必定要迅速占领河南，蒋就想把河南这个包袱甩给日本人，你要占领就得救灾。谁知日本人也就停在那里不进攻。于是有了这场大劫难。这些临死的灾民的生死抉择的态度，真正表现了一个民族的深层意识。比如一个人在路上死了，临死的时候他会这么想：“一块儿出来逃荒，吴老二10天前就死了。我值了。”我觉得这特别符合咱们民族的某种本性。这样的电影看了对整个民族有好处，因为我们是个特别容易遗忘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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