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乞丐的大名在西安的乞丐部落里可以说无人不晓，因为他是数九天里为数不多的敢脱成光膀子的乞丐，就因为这一脱，他每次出来要比别人要钱要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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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乞讨到何时

　　经过近半年的跟踪暗访，我的镜头里记录了数百名乞丐的的面孔，及他们的乞讨方式，整个跟踪过程，我只能用出乎意料，甚至于不可思议，触目惊心，到今天的十分费解来表白自己心里感受。整理完了思路，挑选编辑好所有的图片，三思之后，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告诉读者，盘据在西安城的乞丐背后的鲜为人知的秘密。

　　部落的首领许多人都认为“丐帮”、“帮主”，可能永远存在于金庸先生的小说里，其实不然，西安城里看似一盘散沙的乞丐，实际上有着严密的组织，据记者近半年暗访过程中，结识的几位乞丐透露，现在西安市里的乞丐，大多来自河南、甘肃、安徽、等省份，西安的“丐帮”，首先是由这些地区最先来西安的乞丐打理事物，这些人被看作“长老”，他们主要负责接待本省来的乞丐住宿，及有关外出行乞的注意事项，另负责零钱换整钱的艰巨任务，而“帮主”是在“长老”中间在推选出来有名望的人担任，他主要负责协调整个乞丐部落里的重大事项，如行乞区域的划分，及乞丐内部的戒律。

　　严明的“戒律”和“丐帮”聚居地

　　记者在半年的跟踪过程中曾经向近百个乞丐打探过他们的生活，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字不得，后来，经常从结识的几位乞丐的嘴里了解到：其实不把他们内部的事告诉外人就是一项铁的纪律(不包括说假话)，这些“戒律”相当严格，比如，绝对不准在自己所住的地方行乞，无论在外边如何的脏，但只要一回到住的地方必须穿干净衣服洗干净脸：另外一条，坚决不准和非行乞人员说话过多(包括说假话)；其次是本帮内的人也不允许来往过密，帮内一旦有大的事，每个人都是联络员，都是通讯员。这些记者都深有体会，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记者终于打听到，在西安南郊一村有可能就是乞丐们的聚居地，去年年12月下旬，记者一连七天早晚到这个村的村口，然而并没有发现大批成群结队的乞丐部落出入，问许多村民，都答曰不知道有乞丐，知道的也都说不了解，后来从一位老大爷嘴里得知，乞丐们一回到村里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他们也买菜买肉，甚至买酒、饮料，而且给周围人感觉出手大方，买了东西立刻回到住的地方享受，决不在外面招摇过市，从这位大爷的嘴里记者还了解到，就在他家，还住着近二十个乞丐，光房租他一个月就能收入近千元。一听说记者想去他家看看，这位大爷立刻翻脸，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最高日收入200元

　　去年11月份，在北大街天桥上见到乞丐老赵的时候，首先注意到他一只残疾的右腿，他前面放着一张“祝好人一路平安”等字样的纸片，上面压着五六个硬币，一个放钱的洋瓷碗盛满了零钱。

　　老赵说，他的残腿是20多岁时在一工厂被机器轧断的。磨蹭无数次，老赵才向记者讲述了目前在西安的状况，以及他过去行乞各地“业绩”。老赵告诉记者，他一般在早上8点多钟就到北大街占位置，晚上十一、二点再回住的地方，晚上住60元一月的租赁房，一天收入大约有40元，每日花销在10元左右，每天“工作”时间是十一、二个小时。

　　老赵很自豪地告诉记者，他讨钱的经历有两年多了，经常四处游荡，在北京日收入200多一点，但现在人太多了，而且影响首都的形象，呆不长，警察抓的很厉害。到西安要钱最多的是去年十月的黄金周，在大雁塔一带，每日最高能要到150。

　　老赵说：“我家里还有老母亲，在外面讨钱的事情都不敢对她说。我每年回去一次，有时过年都不回去，趁着过年赚钱。有的讨钱讨了一百多万，你信不信？”

　　半年来，记者注意到在西安城乞丐这一特殊群体中，残疾人与未成年人是乞讨者的主力军。高峰期，记者粗略清点了东大街、北大街段的乞丐。碰到乞讨者居然达到19个。

　　雁引路一家超市老板向记者证实，他所认识的几个乞讨者，一个星期一般会进一次超市，主要是为了把零钱换成整钱，每次兑换金额在两三百元左右。他们去附近银行存钱时，就会换上时兴的服装。

　　管理难

　　“大街上随处可见”，西安一派出所的负责人如此形容辖区街头的乞丐，“以前公安部门还可以协助民政部门遣送，现在收容遣送站改换门庭，我们只有在乞丐本人愿意的情况下，才能够协助处理乞丐问题。”

　　谈及乞讨问题，火车站站前派出所的一位负责人也连称头疼：“我们现在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管理这一特殊群体。这些人有的纠集在一起，给社会治安造成隐患，有的强讨强要，引起市民以及游客的极大反感，乞丐群的存在也影响了城市的形象。有时候，为了安置他们，干警们不得不自己掏腰包。”

　　盘点都市乞丐

　　半年的跟踪发现乞丐们的行乞方式有如下几种:

　　以自身的伤残行乞

　　以凄惨的故事行乞

　　以厚脸皮缠人行乞

　　吓唬路人行凶乞讨

　　记者还发现，从乞讨目的看，有的确实是需要帮助，乞讨以解急；有的则以常年乞讨为职业，希望借此致富，另外则存在一部分失业者暂时以次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