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艾滋孤儿”在哭诉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四个“艾滋孤儿”得到好心人的帮助，从河南来到重庆，满心以为那儿就会是他们的新家了，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就需要打道回府了这些孩子为什么没有能够在重庆市的江北区上成学呢，请继续收看《时空连线》的下集报道：

　　时空连线：关注四名“艾滋孤儿”的命运(上)(图)

　　记者：四个艾滋孤儿被从河南接到重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又被送回了老家，这件事情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应该由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照顾这些艾滋孤儿的未来。今天我们会有三位嘉宾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第一位嘉宾是河南省驻马店地区上蔡县邵店乡民政所的所长任清华，欢迎您。

　　任：你好。

　　记者：第二位是曾经将六名艾滋孤儿介绍给不同的家庭收养的高耀洁。第三位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杨团，她长期研究福利制度和慈善事业。非常欢迎三位加入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我想问一下任所长，因为我知道跟黄伟签订协议的四个艾滋孤儿这件事情是您亲自办的，您当初为什么觉得应该把这四个孩子送到重庆去。

　　任：一开始我认为这个方法是比较好的，因为孤儿，父母都双亡，因为艾滋病造成的，他爷爷奶奶年龄都比较大了，我们认为到重庆以后，毕竟大城市的教育高一点，另外黄伟先生非常热心，从生活、学习到完成学业，到将来小孩的发展，都有好处。

　　记者：你们当初跟黄伟是签了协议了，他现在把孩子送回来的话，你们打算追究他的责任吗？

　　任：我们现在这个问题还没考虑。

　　记者：现在黄伟说，孩子虽然送回来了，但是他打算继续给钱来帮助这些孩子上学，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满意吗？

　　任：如果他利用这个形式助养的话，我们也是欢迎的。

　　记者：高老师，您对这四个孩子的未来有什么设计，您有什么想法？

　　高：我是这种态度，如果他当地的这些人不干扰，我说这四个孩子问题不大，我马上可以接过来。

　　任：谢谢你。

　　记者：我想问一下杨老师，您觉得这四个孩子现在应该怎么办？

　　杨：我觉得河南的孤儿走出河南，走向河南以外的这些，实际和艾滋病的人群远离其他人群，我觉得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所以我寄希望于重庆市、重庆的教委解决好这个问题，我觉得昨天他们所讲的有一定的苗头，只要他们能够放下包袱，加强对艾滋病科学知识的了解和宣传，而且重庆市的市民可以来讨论，对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做。

　　记者：我想问一下高老师，您当初把六个孩子从河南带出去，然后给他们找到新的家庭，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高：我发现，实际的话，给他钱、给他东西，用不到孤儿身上。我为什么把六个孩子送走呢？其中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我在2001年一年我给他1100块钱，可是孩子花在身上只有三百多，其余的被他叔叔拿走去赌博了，这不是一个。另一方面，这些孩子同一样的毛病，我有一封信，一个小女孩13岁，今天写打倒这个，明天写打倒那个，心理状态，她越来越严重。所以说这种孩子都是我们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将来是个问题。另一方面他有父母了，有母爱，也有父爱，如果正常家庭，小孩的心灵就转变了。

　　记者：我想问一下任所长，如果这些孤儿不被接到外地去，留在河南，留在当地的话，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照顾呢？

　　任：有几种方式，一个是他的亲属抚养。第二种形式就是政府的抚养，我们建了敬老救孤中心，现在已经收养了28个孤儿。

　　记者：杨老师，究竟什么样的方式可能对这些孤儿本身来说更好？

　　杨：我觉得首先要把孤儿的养护方式分成两类，一类是集中供养的方式，一类是分散寄养的方式或者分散照料的方式。高老师讲的是分散寄养。而刚才任所长也讲到，也有一些在他家里头，在他的爷爷奶奶身边的，也是分散寄养。首先我觉得我非常赞成高老师刚才所讲的话，就是分散寄养总体上要优于集中寄养。因为分散寄养的确是对孩子的这种正常化、介入社会生活，而且和家庭形成亲密的关系，就是他在通过家庭进入社会上学再回家，然后他经历了社会所有的事情都跟普通孩子一样，所以这样对孩子的健康人格的成长，有非常大的好处。现在高老师讲得很明白，她本来也是希望通过她的资助，让孩子在家庭得到温暖和必要的照顾，但是后来发现家庭照顾不好，而当地又没有一种力量来进行干预，所以她就找了另外的家庭。所以我觉得这里对分散寄养最重要的是政府不能推卸责任，政府要加强干预。加强干预应该有一套将来关于寄养的合理的方式、方法。

　　记者：那很多人对这种方式也会有新的担心，我听说任所长，当时签完协议，把孩子送到重庆去的时候，您亲自跟去了，您当时担心什么？

　　任：当时我跟孤儿一块到了重庆，重庆方面，黄伟先生对小孩的吃、住各方面安排都很好，但是我最担心的就是社会上不能认可这个事，担心小孩将来上学是不是会受到歧视。过了春节，孩子上学出现了挫折，出现了问题，结果小孩就送过来了，现在对小孩思想增加很大压力，给他的亲属也增加很大的压力。

　　记者：高老师，您给六个艾滋孤儿找到六个不同的家庭，如果这些家庭，这些寄养的家庭对孩子不好，您看得到吗，您有办法吗？

　　高：我看得到，我每年要看孩子两次，而且有基金会，有些好心人也去监督孩子的生活。

　　记者：任所长我想知道，比如有人来跟你们签协议，说要当好心人要领养，或者资助这些孩子的话，你们怎么判断他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任：这个任务一方面你要亲自考察，到他们那个地方亲自考察考察，看一看，把这个情况真正吃透，详细了解以后再把小孩送去。

　　杨：任所长，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和当地的民政部门携起手来，你跟他们联系，因为你总是离的远，他们也赋有政府的这份责任，就是保护、爱护儿童的责任。

　　记者：我最后还想问一下高老师，因为您一直想资助更多的艾滋孤儿，把他们带到新的家庭里去，但是这么多年，好像到目前为止只有六个，您主要碰到的困难是什么？

　　高：我主要碰到的困难是当地政府管着，不叫孩子往外出，他们说孩子出去以后，说他们的孬话，认为这些孩子出去以后就说，在那里很受罪，比如说，男孩子，十二三岁叫去劳动，挖沙卖钱，女孩子更惨，十四五岁被逼着嫁人，农村的老光棍很难娶媳妇，所以就盯上艾滋孤儿了。如果不是当地政府不让往外领，我可以说六千个孩子我也领出来了，因为郑州有很多，在那儿登记。郑州那儿条件挺好，他不让往外领，他说孩子出去说坏话。

　　记者：任所长，有这事吗？说当地政府并不喜欢别人把孩子从邵店，从河南领走？

　　任：我们乡起码没有这种现象，其他的乡不清楚。

　　杨：我想高老师，如果以您为主，有一些志愿者组织起来，您也可以申请项目，接受捐助，这样可以有更多的人帮助您一起来实现这个愿望，因为真正的组织，非盈利组织，首先是由像高老师这样的人，这样的志愿者去组织起来的。

　　记者：非常感谢三位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黄伟最早打算把四个孩子从河南领走的时候他觉得事情非常简单，因为他有爱心，有钱，而且也征得了这些孩子和他们监护人的同意，他没有想到之后会碰到这么多的困难，政策具体的落实和安排，牵涉到很多细节，社会心理的压力，还有慈善制度本身的完善，但我相信这些困难只是暂时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有爱，爱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