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愚公”义务修路变要钱修路颇受争议(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11日11:59 荆楚在线-楚天金报

当地政府部门为董某修建的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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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金报记者刘渐飞郑志方通讯员武新陶火应

　　提要：

　　他曾倾家荡产自费修了一条长达14公里的公路，结束了当地海拔最高的村庄肩挑背扛的历史。有媒体称，“他由村里的首富，变成‘首穷’。”此后，他曾被誉为“当代愚公

”。政府曾奖给他一台拖拉机和5万元钱。

　　他今年49岁，武汉市新洲区徐古镇农民。

　　然而，时至今日，这名昔日的先进典型却成了当地有争议的人物。当地干部说他“由义务修路变成要钱修路，性质完全变了”；有群众甚至评价他“以名取利”……带着种种疑惑，记者专程赶赴新洲采访。

　　倾家荡产修下“致富路”

　　徐古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东北角，距新洲城区20多公里。从徐古镇驱车走十多公里的山路就到了将军山村。将军山村因在将军山山腰而得名，与麻城、罗田、红安等县市交界。将军山海拔675米，阻断徐古镇通往黄冈的出路。此前曾有一条简易公路，但太窄，加上年久失修，人车通行极为困难。

　　董某修路的经过在当地有好几个版本，而下面这个版本则广为流传：

　　1955年，董某出生在武汉市新洲区徐古镇将军山村。由于贫困，交通和医疗条件极差，他4岁时，父亲因病去世，8岁时母亲也离开人世。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他终于长大成人。

　　1984年，经好心人介绍，他与邻县小他6岁的熊某结为夫妻。婚后生有一个女孩两个男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找到一条发家致富的途径：早出晚归，不停地翻山越岭挖药材，然后背到城里去卖。几年后，董某又用卖药材攒下的钱开了一家小卖部，经营副食百货并收购药材。夫妻俩一人在山上种植柿子和桐子；一人在家经营小卖部、带孩子。几年过去了，他家里攒下了一些钱，一跃成了山村里的首富。眼见家中的日子就要苦尽甘来，妻子乐得合不拢嘴，几次催促丈夫建新房。

　　1993年8月，董某将自费修路的想法告诉妻子。妻子流着泪，拖儿带女回了娘家。经过一番努力，董终于说服了妻子。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准备，1995年1月8日，他带着妻子正式开工了。为让更多的人加入修路的行列，董某贴出了一则招工启事：“凡参加修路的人员，男工8—10元／天，女工5—8元／天……”

　　董某自费修路的消息不胫而走，本村就有三十多名劳力报名参加，新洲、麻城、罗田等地也有不少人拖家带口来到工地。董某和民工一道夜以继日地在工地上忙碌。

　　这条路全长14公里，东连黄(冈)麻(城)主干道，西接徐古镇柳河街。修路工程进行得最险时，要在“陡得连鸟都停不住的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路，要掀掉半壁山体”。

　　1995年8月20日下午5时许，董某来到海拔675米的将军山，在一处高高的悬崖峭壁上，将绳索一端捆住腰，另一端固定在深深打进岩石的铁桩上，然后拿着风钻和炸药，慢慢下滑到半山腰，悬在半空中凿洞填炸药。为了掀掉这半壁山体，董某这次按计划实施同时爆破20门大炮。然而，就在董某的脸上刚刚露出一丝喜悦时，一场更大的风暴把他推向深渊。

　　路修通了，他获得众多荣誉

　　这条14公里的路，虽然占地主要是荒田野岭，但它涉及到新洲、罗田、麻城几个县的地盘，早在动工之前，董某就与沿途各地协商，得到大多数干部、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对少数有异议的山地权人，他主动掏钱补偿。岂料，矛盾还是发生了。

　　涉及黄冈市贾庙乡胡家山村境内有1公里路，因为所占用的土地全部是荒山秃岭，所以只有该村村民胡某一人提出要补偿费。经协商，董某给了他300元钱，胡当时表示满意。可是，到了1996年3月3日，当董某带领民工在此施工时，却遭到胡某的阻挠，他以300元的补偿费太少为由，强行要承接此段工程，承包费为1万多元。双方为此发生纠纷，胡带领十余名不明真相的村民，手持锄头、木棍，将董某及两名民工打伤。后来，这伙人又将董某强行押至派出所。

　　10天后，参加修路的民工将此事反映到新洲当地政府，引起了时任县长刘维堂的高度重视，他亲自派人前往交涉，董某这才被放出来。

　　随着路一米一米地向前延伸，他多年的积蓄就要“弹尽粮绝”。这时，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关注，不仅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而且将他带到荣誉的巅峰。

　　徐古镇干部和村民们自愿捐款8000元；新洲区(县)政府先后送来了专款2万元；时任武汉市副市长的董绍简也解决了专项扶持款5万元；市交委拨专款1万元，且送给他“义修致富路，情系将军山”的锦旗一面，还赠给他手扶拖拉机1台；市文化局也送来了2万元……

　　当时，有关部门在将军山顶召开现场表彰会，与会群众挤满山谷。董某在荣誉和经济上得到极大鼓励。根据他自己开列的收支表，除了自己的投资外，有关方面共投入10多万元并奖励拖拉机和碎石机各一台。

　　经过4年多时间的艰辛努力，1998年，他终于修通了一条长14公里的简易山路，将武汉、黄冈、麻城、罗田等4县市的村庄与国道、省道连到了一起，被当地村民誉为“致富路”。随后，他又不时对那条路进行养护。

　　路修通了，村民也富了，董某也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当地政府部门还为他建了一栋二间三层的楼房。

　　由义务修路变成要钱修路

　　就在大伙儿以感激的心态走上那条大路时，有人却发现董某正发生变化。2000年12月，董给徐古镇写了一份报告，要求解决其修路所欠费用3.19万元，并承诺解决后不再找任何单位和个人。

　　“由义务修路变成了要钱修路，性质完全变了。何况，有关方面前期给予的各种资金接近15万元。没想到董某竟向政府要钱！”一名镇干部不满地说。

　　但为了鼓励董某，徐古镇政府请将军山村委会出面，根据董提供的欠账清单，与他签下一份《调处协议书》，双方约定：“董义务修路所欠31900元，资金由镇政府分期解决，先付款1万元，于2001年1月15日前付清欠款……”

　　协议中特别约定，董“再不得找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关于解决修路欠费问题。”为防止董今后再以道路维修为借口要钱，协议约定“将军山村级公路从现在(指2000年12月18日)起由村集体养护，董不再参加养路工作，董自愿义养，各级组织不再解决任何费用问题。”

　　此后，董的一系列行为让镇政府大伤脑筋：2001年，他找到时任镇长的吕文洲，在镇长办公室里摸出一个啤酒瓶朝自己的头部砸去；2002年9月4日，他以死相要挟……

　　此前，第一次达成协议的款项已于当年2月4日全部支付到位。按说，董应该履行协议中的承诺，但他依然再次向政府要钱。谈起当时的情形，在镇里工作了二十多年、现任镇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徐泽春说，“(董)为要钱到了不择手法的地步。”

　　为再次要钱，2002年1月，董私自刻了一块墓碑，上刻“当代愚公董××之墓”，然后拍下照片，以自己儿子的名义寄给有关领导。信中称，自己因修路债无力偿还已“被逼迫而死”。

　　随着事态发展，2002年2月7日，武汉市交委、新洲区交通局、徐古镇政府和董再次坐下来协商，并达成书面协议。协议中约定，武汉市交委支付董修路费和养路费共计1.5万元。同时也对董再次提出不得以养护公路为名继续要钱的要求。

　　武汉市交委计划处的褚瑞科长当时代表该委参加了协商。记者在他那里看到了其中的一份协议书，在“董某本人签字处”，董不仅“签下自己的名字”，而且还写下如下内容：“解决问题非常满意，彻(撤)消养路资格非常遗憾。感谢政府和市交委。”同年9月4日，这笔资金也兑现交到董的手中。

　　于情于理讲，董这次应该满意了。但就在该协议签订的第三天，他再次提笔向有关部门写信，要求解决修路资金问题……

　　2003年9月，董再次找有关部门要求解决修路资金……一名领导说：“义务修路怎么修成了一个‘无底洞’？！”将军山村一名群众说：“义务修路后来变成了要钱借口了。”

　　2月7日，记者见到董时，他依然强调，“为修路，我目前还有1万多元的欠款未还。”

　　受争议的三大焦点

　　记者来到将军山村采访时，关于董某修路要钱的争议仍在当地干群中传得沸沸扬扬。

　　——修路目的之争。有人认为，董当时不可能有他对外宣称的近10万元钱，更别谈是村里的首富了。董当时开了一家代销店，需经常用三轮车运货，修路后，有利于他本人的生意。但更多的人认为，无论他当时是否投入了那么多钱，也不管他有无利己的目的，他修路的行动客观上方便了群众。并且，他最初的修路动机应该是纯正的，并无获利的目的。

　　———平路还是修路。此前，有媒体将他修路的行为说成是开山凿路，历经艰难险阻。对此，当地干部持不同看法。镇干部毕宗瑞曾在将军村附近一管理区工作过。他说，“那条路以前就有，董的工作只不过是填平了一些坑洼，适当拓宽了道路而已。至于到悬崖上打炮孔一说纯属笑谈。”

　　市交委计划处褚瑞科长说：“当时鼓励他养护道路是实现村村通公路这一任务的需要。1999年，武汉市全市实现了这一目标，自2000年开始，国家将乡村道路纳入养护范畴，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管理，不再鼓励个人修路养路。而董后来则将义务修路养路变成了某种借口。至于他所说的交委曾拨42万元养路款，纯属没有影的事。”

　　———典型为何变“味”？一个曾被表彰过的先进典型为何变“味”？当地一名干部说：“任何一个先进人物都是相对的，离开了特定的历史、环境，就可能不再是先进了。更何况，人也是会变化、发展的。

　　耐人寻味的是，本月7日记者前往采访时，在那条山路遇到了正在修路的董某。当地群众说：“他已经很久没有上山修路了。”

　　采访结束，汽车开出山间小路，视界豁然开朗。但“当代愚公”的影子一直在记者脑海中萦绕着！